第十章浪游的学者与玫瑰花的刺——封建文化（下）
浪游的学者与知识分子
12世纪是西欧文化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经此而走向鼎盛。
知识是人类最为宝贵的财富。虽然每个时代对知识的看法不一，但追求知识者总是大有人在。他们不为白眼、冷嘲热讽所阻碍，也木为强权所遏止，更不为金钱财富所迷惑，他们所寻求的是知识是真理。在12世纪的西欧大陆就有这样一群人，在巴黎他们被称为“哥利亚德”，一个带有贬义的称呼，意为“贪吃鬼”或“牛皮大王”。事实上他们也常常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或“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以时而惊恐、时而激动的眼光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来自城市、农村，来自贵族或贫民家庭的年轻人（或者已不年轻）。他们背井离乡，来到这天堂似的巴黎。他们隐姓埋名，没有背景、没有过去、没有身份、没有等级，当然也就没有财富。他们贫穷而骄傲。因为贫穷，他们不得不乞食为生，不得不给人做奴仆，或者充当杂耍艺人和小丑；因为骄傲，他们对社会屡加批评。他们追随自己热爱的学者、知识和真理，从一个城市走向另一个城市。在流浪中，他们充实而高贵。他们热爱学习，喜欢冒险与猎奇。他们吟诗作赋，歌颂享乐、美酒与爱情。读一读这样的诗句，你会觉得他们是生活在遥远的11、12世纪吗？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无法触动她，我就把她装在心里。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身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瞧瞧，他的那些独白不也反映在今天我们都市青年的身上吗？虽然他们的诗歌多感叹秋天叶儿的凋零、爱情的失落，但他们也不是没有对春的赞美：
当春天回到大地，蓓蕾再一次绽开，
林中万千树枝又欣逢绿意，
草地上百花盛开，鲜艳甜美。
夜笃亮开她奔放的歌喉，纵情歌唱，
预言春天和夏天的潮汐，在这喷亮宛转的歌声里。
众鸟的歌声在那边响起，清亮赛过长笛，
那丛林那灌木，处处都有歌唱，
带着春天的迷醉和春天的灿烂辉煌。
诗中赞美与尽情享受大好春guang的心情跃然纸上。敏锐的目光敏感的心灵，这些流浪的学者构成了中世纪独特的风景。他们是颓废的吗？也是，也不是。他们耽于淳酒妇人，追求感官享乐，证明其消极的一面。他们追求知识真理以至不在乎荣辱，则又证明他们积极向上的一面。这样的一群哥利亚德学者，是中世纪等级森严、循规蹈矩、忘掉自我追求彼岸社会中的不谐和音。他们的享乐人生，追求此生价值，在意自身的一切行为，反映出他们早期人文主义的性质，无怪乎他们被守旧的宗教势力视为不安定分子。正如下面的诗歌中所歌唱的，他们不在乎什么道德，不在乎什么规矩，他们要抛开这一切。他们是离经叛道者，尽管我们还难以肯定他们是追求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的斗土，但他们的特点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他们是中世纪知识分子。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灵魂纯洁。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规定，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这样“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就是知识分子。在博洛尼亚、萨莱洛、巴黎和伦敦等地，都有这样的人存在。城市是他们展示自己个性与才华的竞技场。他们的主要职业是教学与写作。教学的成功使他们声望日隆，追随者日众。写作则能够抒发他们的性情，使他们的声名流传久远。学者们的教学一般是围绕神学来进行的。神学是主体，其他如辩证法及异教作家作品的教学都是为神学服务。学者与学者、教师与教师之间因此充满残酷的竞争，文人相轻，并非中国所独有。成功的有声望的教师往往从者如云，盛况空前，而失败的教师则只能黯然退去。伟大的阿贝拉尔（1079—112）从布列塔尼乡下初次来到巴黎时，就同当时最有名望的尚波的威廉发生激烈冲突。阿贝拉尔被逼得离开巴黎。但几年后他又回到巴黎，这回他将威廉的学生全部吸引过来。可怜的老威廉受不了打击，放弃了授课，到修道院去了。而阿贝拉尔则正好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风光无限。阿贝拉尔曾刻薄地描述他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伦（他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讲课的感受：
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修养，还不如说靠他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较有把握，离开时却更感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他说起空话来倒是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
阿贝拉尔自然不愿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而同时期的英国人丹尼尔则对巴黎的那些教师极尽挖苦之能事：
我在巴黎逗留期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在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画星号或叉号。他们的无知使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
可见当时的学者很有些瞧不起人的风气，而且都自视甚高。一位学了9年文法现在成了所谓学者的人，很是志得意满，且听听他的自吹自擂：“我确实是一位极其博学之士。我有两间大屋子，里面满是书本。尽管现在我还没有全部读完，但我每天与它们亲近。在这个尘世上再也没有我所不曾拥有的书了，而且我离开了学校，则普天之下再也没有如我这般渊博之人了。……我知道如何对话，如何写作。”其狂妄自大可见一斑。
我们很难勾勒出当时的知识分子群体的肖像，因为他们是些个性鲜明且命运遭遇迎异的人物。有不少人批评当时的宗教界及世俗界的一些显贵，也有不少人的目光盯着那些位置，他们的批评只不过是为了赢得名声。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他表面上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且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红胡子绯特烈一世的首相所提供的资助，为其歌功颂德。这些性格各异的人们组成中世纪最早的知识分子。我们不敢肯定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团体的存在以及自己的使命。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正是在不断的教学与写作，争论与辩驳中他们逐渐意识到自己这一团体的历史价值。在他们的著作中常常以“新时代人”来自称。他们吸收古典文化的营养，创造新的事物。为了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他们每天都在研读古人的著作，以迎接朝霞。一正如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所言：“我们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伟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当时产生了许多著名的学者知识分子。如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法国沙特尔修道院的圣伯纳德、西班牙人彼得罗·阿尔丰索，而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人物是法国布列塔尼的阿贝拉尔。所以学者们干脆将12世纪称为阿贝拉尔的时代。阿贝拉尔于1079年出生于布列塔尼的巴某村，父亲是一位小骑士。阿贝拉尔早年在家庭教师的指导下接受教育，但他并没有成为骑士，而是“放弃了战神的领地，去寻求智慧女神的庇护”。20岁左右他前往被人们称作“天堂”的巴黎，在那里他很快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先是跟从著名的教师威廉学习，但不久他便弃威廉而去。约在1102年他已经开始设课授徒了，那时他才23岁。他的讲课十分精彩，吸引了很多学生。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们的老师前来跟随阿贝拉尔。阿贝拉尔声誉日著，如日中天。他被视为大师。他走到哪儿，学生就跟到哪儿。他讲授哲学、逻辑学，也评论《圣经》。他不仅是哲学家也是神学家。他的授课总能激起学生的热情与振奋。有关的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颠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伊丝的关系而遭中断。这一关系在他的杰出的自传文学《我的受难史》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他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大教堂主事弗尔贝的侄女——爱洛伊丝。老师与女学生之间的知识交流变成了肉体的交流。读读阿贝拉尔以忏悔却不无骄傲的心情所作的描述：
在教学的伪装下，我们尽情相爱。通过授课，我们又找到了一种谈情说爱的奇妙途径。书本打开着，但我们却没有谈论哲学，我们没有作大段的解释，而只是紧紧地拥抱。我的手没有捧着书本，而只是抚着她的躯体，我们的眼睛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对方，而没有看一眼书本。……在热恋中，我们已经经历了爱情的各个方面，做了凭情人的想像力所能够做的一切。欢乐越是使我们感到新奇，我们就越是不知疲倦地使它延长。
当二人的关系为人所知时，爱洛伊丝已经有了孩子，二人出走，并结婚。但婚姻反而带来更大的麻烦与灾难。弗尔贝及其家人在某个夜晚，对阿贝拉尔实行了最野蛮最可耻的报复，他们割去了阿贝拉尔的生殖器。蒙受苦难的不仅仅是他的肉体，更是他的心灵。阿贝拉尔身败名裂，不久进入了圣德尼德皇家修道院。爱洛伊丝也进入一座女修道院，开始隐居修行的生活，那时她才20岁。二人之间的感情并未因此而中断，他们书信往来不断，保持着至死不渝的友谊。阿贝拉尔死于112年，享年63年。爱洛伊丝死于116年，也享年63年。阿贝拉尔的爱情故事，使他的神学家哲学家的知识分子生涯更具有传奇色彩。但他的一生之所以能照亮整个时代，则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师长。他敢于怀疑陈腐的教条，他的思想大胆而富有创造性，他才思敏捷，他阐述清晰而有力。他好辩而善辩，他总使自己处于论战之中。他写下大量的著作，有《是与非》、《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论道德》、《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等。他的生平与经历的与众不同也引起人们不同的描述与感叹。他美丽而不幸的爱情故事使许多个世纪以来的人们不时扼腕叹息。人们也因为他敢于与大师做论战，敢于捍卫真理，而称其为自由思想家甚至进步的战士。不管这些评价如何，它们确实揭示了12世纪的知识分子的生活与历程远比人们所设想的要丰富而生动。他们是真实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尽管受神学与宗教的压制，但他们仍然表现出丰富的个性与人性。
大学的兴起
大学的兴起是中世纪文化的巨大成就之一。“大学”一词本指“行会”，指学生和教师的组织，是求学者与教学者互助合作的组织。与城市中其他行会，如鞋业行会、屠宰业行会、呢布业行会相比，大学这一行会性质基本相同。那些专门进行学问研究的人们组织起来，这就是大学。
但是关于大学兴起的原因，学者们的研究并没有取得较为一致的意见。早先人们认为是社会的需要刺激导致大学的兴起。社会对有知识的专门人才需求日增，于是正规的统一的专门的对学生进行教育的组织的出现成为必然。这是所谓“社会需求说”。12、13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治事务的不断增多和不断专门化和正规化，使国家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需求大增，尤其是对法律人才的需求猛增。当时罗马法复兴，在社会生活中开始发挥作用，而能够解释和运用的专门人才极其少，造成社会供给与需求的矛盾。1200年后在城市和地方政府中，对秘书和公证人的需求增加，有文化知识的人在商业事务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产生了一批培训这样人才的学校，其中许多后来变成了大学。此外，宗教神学的发展，基督教的普及，广大群众对《圣经》阅读与理解日益深入，使宗教界对专门的受过更好教育的教会人才的需求也不断增加。确实在社会需求的作用下，大学应运而生。
另一看法则认为大学是当时学者为争取自由与自治而与外部权势作斗争的结果。尤其是与地方教会权威作斗争的结果。在与教会势力及世俗势力的斗争中，大学获得了自主权，并逐渐成长起来。这可称为“争取自由说”。大学的产生得益于知识阶层的觉悟与他们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一般说来，这些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宗教人士，很多人身为教士或修道院僧侣，但在对真理与知识的追求上他们不屈服于宗教权威，他们反抗教会的权威，以自己独立自由的精神来讲授和学习《圣经》及其他神学著作。对教会的干涉置之不理或者干脆起而抗争。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慢慢地表现为教学和学习的外在形式上，即表现为教学上的自主权。这一自主权的获得实际上是当时城市自治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它不仅仅表现为反对教会势力，也反对世俗的权威与势力。在斗争中僧俗两界的权威不得不做出让步。1213年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的权利，这一权利被转移到大学教士手中。1219—1231年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在牛津，林肯大主教起先还能控制大学，但后来则学校总监被大学所接收，由大学选举。博洛尼亚大学主席的职位由主教或副主教来担任，但他满足于主持授予仪式之类。王室也与教会一样力图控制大学，很清楚这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和声名。但他们的控制也是不成功的，巴黎大学甚至发生学生与国王的警察的流血冲突，许多学生死于冲突之中，学校大罢课达两年之久，最后于1231年获得自主权，圣路易承认了大学的独立。英国牛津大学在121年无地王约翰时期获得其最早的自由。显然，大学的成长与斗争是相伴随的，没有他们的斗争与自主权的获得，大学也许永远是受教会和地方势力控制的傀儡教育机构，而不能成长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
更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学的兴起不仅仅是那些创办教育扩大教育者努力的结果，他们的奋斗与斗争固然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它也是教育的反对者和批评者的攻击与批评的副产品，换言之是当时的那些攻击与批评刺激了大学的兴起。当时的批评者涉及各个方面，他们中有修道院改革者、人文主义者、沙特尔主义者、道德家。他们批评的出发点与角度可能不一样，但都对大学的兴起起了一种促进作用。如修道院及一些教会是反对世俗教育的，世俗教育不仅威胁到教会的生存，甚至表现出某些不同于正统的宗教精神的异端性质，因此教会要控制和抑制教育的发展，他们最为反对的是城市学校教育的扩展，他们甚至对那些不属于他们圈子里的人们干脆拒之门外。这一政策与行为表明他们已经不再关注社会教育的需要，而将其让给修道院外的学者们，于是后者的纯洁性得到保障，使他们能够组成类似于行会的社团组织。而人文主义者和沙特尔主义者等的批评又从另一方面使大学走向成熟。应该承认，学校教育当时只是为了对一些人进行类似于今天的职业培训，让他们学一点技能以满足社会的需要，并使他们有一个较好的发展。这本无可厚非，但这一目的和方向被批评者批评为教育知识的堕落。学生们学习的只是“赚钱之艺”，它与教育的崇高目的相距甚远。批评者认为真正的学问与职业培训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应该是追求比满足个人野心更为崇高的目的。看来，批评者们所追求的是教育的理想与价值。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在各种布道、演讲及其他场合宣扬自己的观点，以期改变学校教育的现状，他们是教育的理想主义者，也是教育的改革者。正是由于他们的批评与努力，才使大学有了更为成熟的发展，而不仅仅是一个职业培训所。所以最近有学者研究认为，大学的兴起不是因为要满足专门的实际知识的需要，恰恰相反，它起源于对这些压力的反抗。起源于为了追求作为大学的教育的理想，即大学的胜利是高等教育理想的胜利，而不是僧俗社会需求的胜利。
大学之不同于当时其他学校教育的特征有三：其一，它是一个持久的且自主甚至自治的社团组织。它有重要的法律上的自治和自主地位，它控制着自己的成员且行使其权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基尔特（即行会），它是人们从事研究的共同体。人们来自四面八方在一起学习知识。当然它与一般基尔特有不同，其独立自主的研究与学习是其他基尔特所没有的，在这里既有教师也有学生，他们共同组成的行会就是大学。其二，知识的传播由大家来共同分享，有人教有人学，这里没有不传之秘，大家在一个课堂里学习，利益均沾，知识共享。书籍是大学里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大学的书本与修道院的不～样。前者是工具，后者是珍宝。珍宝是如同圣徒遗物一般需要妥善珍藏，而工具则被人们加以运用。其三，大学脱离了专门的职业培训的学校教育传统而走向分系科的综合性教育。教育于是走向了更高层次，它是高等教育的开始。当这三项特征基本具备的时候，大学也就出现了。
谁是最早的大学，学者们的意见颇不一致。一般认为意大利的萨莱诺、博洛尼亚，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等都是最早的大学。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学者们的国界是很明显的。法国人言必称巴黎大学，意大利人则言必称博洛尼亚、萨莱诺。这里涉及到对大学的定义，若按上述的3个标准，巴黎大学可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所由教师与学者组成的大学，1215年的条例可作为它诞生的标志。而博洛尼亚大学早在12世纪初就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校，它是个法律学校，它的大学是学生的基尔特组织，尤其是外国学生的组织，它是为了保护学生的利益而出现的，可称为学生的自治实体。萨莱诺大学是所医科学校，它的年代可能更早。牛津大学是在巴黎大学学习教学的部分人员回国后组成的，当然早在12世纪牛津就有各种学校。
对中世纪的大学作一全面的描述虽然很有必要，但篇幅不允许我们作太长时间的停留。我们仅就以下几个方面作一较为简略的叙述与分析。
第一，大学的组织与管理。
大学一般由个系组成。有些大学可能只有两个3个甚至1个。巴黎大学有个系，艺术、政法或宗教法、医学和神学。各系有主任领导。系上面有大学的总的管理机构，但相对较为松散。其领导人在牛津被称为校长，他虽为一校之长，但具体负责之事不多。大学实际上是各院系独立存在与发展的。各院系就是一个独立的社团组织，其下又可能发展出较为独立的社团组织。如巴黎大学发展出以地域而组成的个民族，法兰西、诺曼底、皮卡迪和英格兰。但实际上大学是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远远超出地域和疆界甚至语言的限制。人们说着共同的世界语——拉丁语，读着共同的以拉丁语写成的著作。各个社团的领导人，从学生的主席到学校的校长，几乎都是选举产生，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学生或大学教员，他们共同管理学校。大学在这些不同层次的机构的管理下行使其权力——法权自治的权力、学位授予的权力等。
作为一个教与学的行会，大学在教学的管理上也有自己的基本特征与规定。它们规定学习期限、学期的教学大纲、考试及毕业学位的获得等内容。
人们在多大年纪和根据什么条件上大学呢？我们不能把中世纪大学的教育程度估计过高，我们今天的小学和中学的课程（如读写）有一部分是在大学的范围内讲授的，因此我们毫不奇怪地看到有八九岁就上大学的天才儿童。而实际上他的基础教育可能要花去六七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一般上大学的多是平民子弟，贵族子弟上大学蔚然成风是在15世纪之后。进大学并没有什么人学考试，只要交给老师一定数量的钱物就可以去听老师的讲课了。真正能够读下来的不多，许多人半途而废。各大学包括艺术系的基础教育期限为6年，从1岁到20岁间进行。在巴黎大学的一个章程如此规定：教育分两个步骤，学习两年后可取得学士学位。学习期满可取得博士学位。医学和法学的学习在20-25岁间进行，巴黎的医学系规定取得医学执照或医学博士学位需要6个学年，而且是在获得艺术硕士之后。神学院学生实际上学习时间长达15-16年。最初6年基础教育和学习，他只是个听课者，此后年他要讲解《圣经》，再加上两年讲解《教父名言录》。如此漫长的学习旅程，能够坚持下来确实不容易。
学生的学习课程视系和大学的不同而不同。在人文学院中占重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讲授的是亚里斯多德、西塞罗等人的著作，还有欧几里德、托勒密等的著作。法律方面除了教皇及历届宗教会议颁布的宗教法令之外，罗马民法尤其是直上丁尼的《法学汇纂》是学生的基础教科书。博洛尼亚大学还有伦巴第地区的法律汇编《封土之律》作为教材学习。医学方面则学习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医学论》，阿拉伯人阿维森纳的《医典》，阿威罗伊的《治疗学》。神学著作除《圣经》外，奥古斯丁的著作及早期基督教哲学家的著作。我们所熟悉的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和音乐，其实是作为大学学者必须具备的基础知识，而不是专门而高深的学问。有些是在进人大学之前完成的，若没有完成则进大学后必须补备。在当时人看来，真正的学问在神学、法学或医学，尤其是神学。一个有学问的神学家在当时所受的尊敬可比较于今天的经济学家。
读书是容易的，而要通过考试获取学位是困难的。博洛尼亚大学学生要获得博士学位必须经过两大难关：个别考试和公开考试。如一位法学专业的博士学位候选人必须先申请个别考试。由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某位委员给他出题，他回家进行准备之后，来到某场所宣读自己的准备情况，委员们提问，他回答，然后是表决，多数同意就通过决议，这是个别考试。公开考试时，该人被引人大教堂或类似的集会场所，面对底下的听众，他开始讲演，讲演是就某一法学问题做出的，随后他必须对那些善意的或恶意的攻击与批评给予回击，为自己辩护。最后他接过授课准许证，并获得相应的奖品，一个讲椅、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合起来便是一个衣冠楚楚的教师模样人）。至此，他总算毕业获得了学位。然而，天知道他获得这一学位到底吃了多少苦头，或者游手好闲轻而易举就获得了。
第二，大学生的学习生活。
中世纪的大学并不以围墙圈围起来的宁静得有些令人慵懒的校园为特征。中世纪的大学是没有围墙、没有校园的大学。教师授课之地或是临时租借，或是某位慈善好施之士的捐赠。课时集中，课后即作鸟兽散。清晨，在教堂钟声的召唤下，学生们从城中各自的住宿之所奔向课堂。学生或坐在粗糙的长凳上，或坐在铺着麦秆的地上听课。他们用膝盖支撑着用来作笔记的蜡版。教师一般是坐着讲课，时间可能是一个上午。学习对一些人是十分快乐之事，而对另一些人则是十分头痛之事。于是我们看到，在大师们的课堂上，有凝神倾听者，有左顾右盼交头接耳者，有趴伏在桌子上酣然入梦者。看到这样的图画，诸位或许会如我一样会心一笑吧！古今一理，中外一理。诚然！课后，他们也许会在城墙底下玩玩游戏。晚间有挑灯苦读者，也有在小酒馆里泡着，与传女和老板娘调情的浪荡子弟。酒店里吵闹，大街上厮打，都是常事。学生与学生，学生与市民之间，不断有冲突。新学生入学要接受老生的所谓“清扫”典礼，即去掉年轻人身上的粗俗习气和野蛮兽性。他们取笑新生身上的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等。教授的讲课被学生的嘘声打断，在学生的哄笑声中逃下讲台。博洛尼亚的学生强迫教授难时上课，讲授规定的课程，否则就拒不上课等。可见那时的大学实在没有太多的规矩可言，哪像今天到处是条条框框。
读一读一位儿子向父亲索要金钱的信，今天的大学生们肯定会生出许多的感慨：
城市生活昂贵，需求很多。我要租房子，买日用品。还要置办其他很多不能尽数的物品。因此恳请父亲大人善体天恩，给我帮助，使我能继续好的开始，完成学业。
如果不加以说明，我们肯定会把这封信当作今天任何一个大学（就算北京大学吧！）的大学生向父母伸手要钱的信。而那位父亲的回信则正应了这一句话，可怜天下父母心。
最近，我听说你生活不检，贪玩，以致荒废学业。别人读书时，你在弹吉他。
1世纪一位父亲对读大学的儿子的关心更是面面俱到：
“当心晚上别吃得太饱；个别情况下，别吃太冲的洋葱，因为这种东西总是使人的知识和感觉变得迟钝。”
“别老吃新鲜的猪肉。咸猪肉最好。”
“别将牛奶和鱼，或牛奶和酒混着吃，因为它们混在一起会产生麻风病。”
“充足的睡眠是一个自然天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长度。贪睡是一种罪过。”
“不要仰卧，它有许多不利之处。而要侧卧或俯卧，先是右侧卧，后左侧卧。”
“要习惯洗头，然后将其吹干，再戴上帽子。”
“应每天早晚到户外散步，如果天气冷，你可以空腹跑步，或者快走。”
“如果天气使你不能外出，你可以爬楼梯3－次，或者将室内的重物如宝剑之类以单手举起。”
真是细致又周到！只是不知这位公子哥照父亲大人的话行事了没有。
大学是中世纪文化最为耀眼之处，它是文化与学人的集中地。从教会与世俗社会脱胎而来的大学注定了它是社会的反对者，如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所言：“它是无法归类的。”它冲破了地域的限制、语言的限制、权力的限制以及精神的限制而走向自己的追求。正是凭着那为数不多的图书、那一张斜面桌，那一盏油灯和烛台，那漏斗式的墨水瓶，那轻飘飘的鹅毛笔，那把直尺和教鞭，学者们将文化传之久远。
经院哲学
不提经院哲学显然不足以概述中世纪文化的特征。
“经院哲学”从字面来看指的是一个学者在学院里教书或学习，他们的哲学也就是在这些学院里传播的哲学。但正是藉由这些学院及后来的大学，逐渐形成了经院哲学方法上的特点，以及作为哲学学派上的特点。
它的方法首先表现为语言的法则。它涉及的是言词。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最重要的是所谓“共相”问题。在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上产生了我们所熟知的唯实论与唯名论。主张“共相”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或者“共相”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者，被称为唯实论，他们是柏拉图的继承者。主张“共相”只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只有具体的个别事物才是真实存在者，被称为唯名论，如阿贝拉尔所言，所谓“共相”只是一个词语问题。但阿贝拉尔又不是完全彻底的唯名论者，他介于二者之间。他的观点是“共相”存在于心智之中，而基督存在于事物之中。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贯穿整个中世纪的思想界。它是一个语词问题，却也是一个哲学的一般与个别的问题。经院哲学因二者的争论而思想大为丰富，也因二者的争论而最终走向解体。
其次是论证的法则，在中世纪常常被称为辩证法。它与我们所知的辩证法颇有不同，它实际上是形式逻辑或三段论。它的思想起源是亚里士多德，尽管它被误解了。从知识对象中提出问题，然后说明问题，对反对者的攻击给予申辩或回击，使问题得到解决，并说服听众或读者。它强调的是逻辑，是理性。它在许多时候使人信服，却也给人以夸夸其谈，空洞无物之感。所以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认为，“逻辑单独一个是贫血虚弱和无生育力的，如果它不和别的什么交配，就绪不出任何精神的果实”。
与经院哲学的言词及逻辑方法交配的是神学是《圣经》是权威，它所结出的果实在今天看来是可笑的，但当时的人们是确信这一果实的重大意义的。正如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所言：“我信仰了，才能理解。”阿贝拉尔的表述则是：“我理解了，才信仰。”二人虽然有区别，但都着眼于信仰。于是经院哲学的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与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神学立足于理性，从而变成了科学。如果说早期的基督教信仰是一种盲从，那么在经院哲学时代，学者们所做的是为自己的信仰找到合理的依据。于是亚里士多德及其他古代学说的丰富的思想宝藏被用于作为证明基督教信仰的工具和手段。正是靠了这样的理性的方法，基督教神学还有哲学才有了重大的发展。
由方法到一种哲学派别的形成，是好几个世纪的学者们努力的结果。经院哲学之父安瑟伦（1033－1109）早就相信并恰当运用辩证法来证明各种神学真理。如证明作为共相的上帝的伟大存在及有关赎罪的规定。12世纪最善于运用辩证法的是阿贝拉尔。阿贝拉尔天生具有好批判的精神，因此引起当时及后来人的不满。他主张通过合理的论证来巩固信仰。在《是与非》中他就是以辨证的议论来维护和反驳各种观点的。他认为，除了《圣经》之外，辩证法是通向真理的惟一道路。显然他的这一看法不会为人们所接受，他将逻辑提高到如此的高度也是走向了极端。但他在逻辑与认识论上确实取得了当时最为突出的成就。12、13世纪大学的出现，13世纪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及托钵修会的学术研究，使经院哲学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标志着中世纪最高的学术成就。大学的课堂提供了经院主义方法的培训之所。学者们先是对经文进行最为基础的评注，从基本的词语出发，进而达到提供意义的逻辑说明，最后以阐明科学与思想内容的诠注作为结束。学者不仅仅是注释者，而且是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体现了他的创造性。通过这样的评注得出的结论，必须在大学学院的辩论中得到认同。围绕一定的题目展开的自由辩论，锻炼了学者们的能力，激发了他们的思想，活跃了学术空气。辩论使不同的观点得以共存，承认了多样性的合理性。这就是处于全盛时期的经院哲学的训练方法。许多大师和学者就是在这样的训练和辩论中崭露头角，赢得学术地位的。
著名的学者托马斯·阿奎那（1225或1226-127）就是如此。当他从意大利来到巴黎时，常常冥思苦想，沉默寡言，被同学们称为“哑牛”。但他一旦开口则总是出语惊人，以至他的老师阿尔贝特说：“这头哑牛的吼声将响彻全世界。”果不其然。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与以相拉图哲学为基础的圣奥古斯丁的哲学是互相冲突的。当它于13世纪出现于西欧时，遭到教会多方面的反对与禁止。但托钵修会及许多开明之士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和吸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阿奎那更是继承了阿尔贝特的遗志而将亚里士多德与奥古斯丁结合起来。为基督教引入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融进基督教的理论。即将对上帝的信仰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结合起来，建立起基督教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庞大体系。这一体系的建立表述在他的大量著作中。《论自然的原则》、《论存在与本质》、《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等是阿奎那的一些重要的著作，而以《神学大全》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我们无暇就阿奎那的理论作更多的分析与说明，单是看看他如何证明上帝的存在就可以明白他怎样以逻辑的理性方法来为信仰服务。在《神学大全》中他提出了五种有关上帝存在的论证。第一，不受动的始动者的论证。世间有些事物只是受动，另外有些事物则既能受动又能始动。一个被推动了的事物肯定是被另一事物所推动，可依此类推下去，但因为不可能漫无止境地往上追溯，所以我们终必会在某一点上碰到一个始动而非受动的某物，它就是上帝。第二，第一原因的论证。某物的存在是另一事物作用的结果，即一物是另一物的原因，可依此类推下去，但同样不可能无限追溯下去，于是我们会在某一点碰到一个可称为第一原因的某物，它就是上帝。第三，一切必然性必有其最初的根源，它就是上帝。第四，世界上存在着种种完美的事物，而这些事物必定渊源于某些至善至美的事物。它就是上帝。第五，很多无生物都在完成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必定存在于这些无生事物的外部，因为只有有生事物能有一个内在的目的。因此，上帝是存在的，是永恒的。看看他的论证是否能说服你，让你相信上帝的存在。
经院哲学在阿奎那那里发展到顶峰，他认为一切神学的探讨的目的，在于了解上帝及人类起源的命运。这类知识部分通过理性而获得，但并不全面，必须由启示加以扩展。启示在《圣经》之中，《圣经》是惟一最高的权威。哲学家罗素对阿奎那的评论虽然有些苛刻，却也颇有见地，他认为：“阿奎那没有什么真正的哲学精神，他并不是在探究那些事先不能预知结论的问题。他在还没有开始哲学思考之前早已知道了这个真理。……给预先下的结论去找证据，不是哲学而是一种诡辩。”罗素当然是对的，只是有这种诡辩特征的哲学家又岂止阿奎那一个。整个经院哲学几乎都是这种诡辩的产物，这是由它的方法与哲学探讨的内容（神学）所决定的。如作为与阿奎那针锋相对的经院哲学家的约翰·邓斯·司各脱（1265－1308）及其学生奥卡姆（约1290-139），他们是最有才华的辩证法论者，他们虽然在具体的一些观点上与阿奎那不一样，但实际上仍然都是经院哲学的产物，是诡辩的产物。
经院哲学的方法上的矛盾决定了它作为哲学必然走向衰落。它与12、13世纪的社会现实相脱离，它贬低劳动者，从而使知识分子与其他劳动者相分离，而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其他劳动者的休戚相关。它提倡中庸，这与当时知识分子的积极向上狂热冒险的精神也不符。如果纯从方法上来看，它过分强调辩证法，这必然产生漠视事实与科学。在仅凭观察才能决定的事物上，偏信推理以及过分强调语言上的区别和其精微的意义，是经院哲学的突出特点，它们发展到极至时，就显得空洞琐碎甚至无聊。从安瑟伦以来的经院哲学所努力去做的，是维持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但根本的症结是神学以信仰为根基。将理性引人神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一段时间上加强了神学的地位，但最终理性会破坏信仰。从纯粹神学和宗教的目的来看，一个被讨论和证实的上帝，其全知全能的属性就没有了。所以晚期中世纪，经院哲学中滋生出反理智主义，亚里士多德的理性及其学说遭到不断的抨击与批判。一切都走向信仰。1、15世纪之交的巴黎大学校长约翰·热尔森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空虚、徒劳与窘迫。……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不仅如此，经院哲学从来就没有达到所谓科学的高度。要维持信仰与理性的平衡，限制了他们对理性的理解与运用。理性不仅仅是词语概念的游戏，它更依赖于事实，依赖于实践。没有实践的理性的高楼是要坍塌的。“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最重要的是，在寻求新的证据时，他们发展出了观察与实验的方法。经验论就这样破土而出，像罗吉尔·培根（约121-约129）这样的具有实践精神的哲学家的出现，实际上预示着经院哲学的不可避免的衰落。当理性再也在其中找不到位置，当实践被忽视，当哲学家们继续纠缠于抽象永恒的真理的讨论，当哲学失去与历史的联系，当哲学家们满足于探讨“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一个针尖上能够站立几个天使”这样的逻辑证明时，当哲学家们甚至连这样的抽象而繁琐的论证也不再做了，干脆让位于空灵而奇妙的信仰时，当所有这些都出现时，经院哲学也就走向消亡了。
文学
文学和艺术受基督教的影响，在早期中世纪几乎没有什么客观的发展。《圣经》成了几乎惟一的文学读本，其次是所谓的教父文学。在没有任何竞争压力的情形下，奥古斯丁、杰罗姆、安布罗斯以及大格里高利的作品，代表了僧俗两界的最高成就。他们是早期黑暗中最耀眼的星火。
拉丁语是中世纪西欧正规的书面语言，神学、哲学、法学，教会和国家的文件，都是用拉丁语书写。虽然如此，本民族语言也在逐渐发展且使用于从国家文件到文学作品中。这就是12世纪之后方言文学的发展。大量的教会人士和世俗作者以拉丁语或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
拉丁语文学创作中以诗歌为主流，有所谓“世俗拉丁诗歌”出现。写作这类诗歌的多是浪游的学者。他们感时伤世，览物抒怀，写下不少颇有特色的作品。从他们的诗歌中，人们读到的多是追求知识、追求享乐、热爱自然、歌颂人性这类相当感人的、有人文主义色彩的东西。他们也因此被正统宗教人士所不容。
哦，那任性的嘴边浅浅的一笑，
把所有的目光都吸引住了。
爱情的嘴唇啊，
绵软有力的嘴唇啊，
在它们的亲吻中
注满蜜一般的甜美，
直到我拒绝相信，自己曾醉死过一回。
当然这类今天我们读来颇显亲切的文字，在中世纪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拉丁语诗歌仍然是严谨而古板的，以宗教题材为多。他们一边愿意醉死在女人的双眸里，一边也听着阿贝拉尔、圣伯纳德或威廉的布道与演讲。一边在物质的世界里放荡不羁，一边探讨着天国与上帝。当时一位最著名的诗人阿齐珀伊特在描述了他自己作为酒徒、赌徒和寻花问柳之徒这样无聊而堕落的生活之后，更企求上帝赐思于他。“满心期盼那天使的降临／在永生的解脱中／为心灵唱起那安魂的歌声。”这样一些诗歌难道没有反映出一种新的虔诚？
拉丁语言文学的成就，被12世纪丰富的方言文学作品的光芒所掩盖。12世纪之后，在法国、德国、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英国等地，以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呈现出勃勃生机，而且取得丰硕的成果。方言文学可分为类：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骑士传奇和寓言。
英雄史诗有一些反映的是日尔曼人和诺曼人接受基督教以前的军事民主制生活，如盎格鲁萨克森史诗《贝奥武甫》。德国有《尼布龙根之歌》，法国有《罗兰之歌》，西班牙有《熙德》，也是英雄史诗一类。但它们成书较晚，且多是假借历史传说。其中以《罗兰之歌》影响最大。骑士首领罗兰伯爵随查理曼征讨西班牙的撒拉逊人，为掩护主力部队撤退，以小分队断后，遭伏击，最后战死。这个故事在西欧是尽人皆知的。罗兰伯爵的英雄事迹也流传久远。
罗兰伯爵重又回到战场，
手里挥舞着居郎德尔剑，像一个英勇的武士厮杀着。
他把法尔德兰杀死，
另外又杀死二十四个，没有人比他更一心复仇。
异教徒见罗兰纷纷逃窜，就像麋鹿遇见了猎犬。
……
罗兰感到死亡攫住了全身，寒冷从头上直透心尖……
他急忙跑到一株青松下，
在一片草地上将身子卧倒……
罗兰躺在那株青松下，
面对西班牙，回忆着往事：
他想起，攻占的广大河山；
想起美丽的法兰西故乡；
想起……
罗兰合掌停止了呼吸。……
果然是英雄式的死亡，壮烈感人。只是杀死罗兰的不是所谓的阿拉伯人，而是西班牙土著基督教徒巴斯克人，为了表现骑士的宗教虔诚及宣扬基督教的观点，就只好委屈历史和阿拉伯人了。
骑士抒情诗形成于11世纪末12世纪初，最初出现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阿奎丹和图卢兹地区，然后波及全欧洲，对当时贵族的生活产生很大的影响。诗歌作者除了专业的行吟诗人，还有不少是当地的贵族骑士，甚至有女诗人出现。阿奎丹公爵威廉九世（1071－1127）就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抒情诗人。诗歌多反映和揭示骑士生活的准则及理想。有对爱情的赞美，也有对言语、礼仪、狩猎、比武、歌唱等诸多方面的描绘。其中爱情是永恒不变的主题，尤其是宫廷爱情及相关的骑士行为最为诗人们所津津乐道。当然不能把骑士抒情诗中的爱情描写等同于他们的生活，它们所折射的是骑士贵族爱情生活的扭曲。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它是一种高不可攀的爱情，其特征是谦卑、恭谨、通奸，它是爱情的宗教。”但这些诗歌确实充满机趣，细致而浪漫。下面是一首佚名作者的爱情诗，诸位要是有耐心不妨一读：
在果园里山楂树叶下隐藏
这位女士将她的爱人搂定在身旁
直到守夜人在黎明中高喊
啊上帝，啊上帝！为什么天亮得如此匆忙！
……
“来吧，亲爱的爱人，让我们，就你和我，亲吻
在美丽的鸟儿飞翔鸣叫的时间
我们亲吻，谁在乎那嫉妒的眼睛
啊上帝，啊上帝！为什么天亮得如此匆忙！
……
甜蜜的爱人快来，开始我们新的zu爱
园中鸟儿的歌唱这般轻快
直到守夜人的喊声将我们分开
啊上帝，啊上帝！为什么天亮得如此匆忙！”
……
骑士传奇兼有英雄史诗和骑士抒情诗的特点和格调。它是南部文化的影响，将英雄史诗与抒情诗揉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诗体。传奇往往将古老的题材转化为当时的世界中发生的事情，如特洛伊战争、亚历山大远征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阿瑟王传奇。阿瑟王传奇是12世纪上半叶英国人的杰作。阿瑟王可能是6世纪英国基督教的一位王子，在抵抗盎格鲁萨克森人的入侵的时候战死。死后他被其同胞神化为超人的基督英雄。他的传奇也迅速传遍欧洲，出现了许多关于他的传奇故事，被称为阿瑟王传奇系列。关于阿瑟王传奇主要有两类主题：一是宗教的，为了寻求耶酥于最后晚餐上用过的那只圣杯，阿瑟王不为任何物质的和生活的诱惑所阻碍，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功；一是世俗的，阿瑟王对神秘美丽、优雅的处女玛丽的爱情，是传奇中的重要部分，也是使千千万万妇女最为动情的部分。这些传奇诗歌在各国被人们传唱。这些作品中的人物个性、情感的刻画都非常传神。在英雄史诗中忠于领主是最重要的道德标准，而在传奇中对女士的爱情是最重要的。传奇中，骑士往往与领主的妻子发生爱情，并在最后是爱情战胜了对封建领主的忠诚。尽管情人们最后都在爱情中走向毁灭，但在死亡里，他们的爱得以成全。所以有人称其为自我的实现，及个性的解放。虽然这样说有些过头，但与当时强调忠诚、泯灭个性无视自我的社会实际相比较，确实可以发现这类传奇有异于传统道德观念的某些东西。
散文或诗歌形式的寓言，是城市市民的文学。城市的兴起带来市民文学的繁荣。这些伊索式的寓言故事，将各种动物拟人化，比较多的是狐狸。英国的寓言诗歌《猫头鹰与夜莺的争辩》，借两只鸟儿来拟人，以幽默讽刺及自然的手法来观察思考当时的英国社会，且不时晓逾读者以各种道理。如当夜莺看见僧侣午夜在教堂中歌诵，它便以自己的歌喉帮他们一齐歌唱祈祷以求得到永恒。而猫头鹰则嘲讽道，仅仅歌唱是难以到达天国的，人们需要洗清他们的罪孽。《列那狐》是以狐狸列那来拟人的寓言故事系列，统称为《列那狐传奇》，它们俏皮地讽刺封建贵族和教士，将传统的骑士理想极尽丑化之能事。狡猾而肆无忌惮的列那不断在智谋上胜过狮子及其忠心而愚蠢的封臣。《玫瑰传奇》是关于整个骑士爱情传统的寓言，故事中，一对恋人的思想及感情被人格化为实际人物，如爱情、理智和妒忌等感情都是故事中的人物。它们的冲突矛盾表现了人们对于骑士爱情的看法。其中透露出一种讲究实际的生活态度。
艺术
蛮族入侵之后，艺术的古典传统的输入管道被切断了，注重形象、直观及理性分析，注重现实生活的希腊-罗马的艺术传统，被抛弃了。起而代之的是艺术的观念与理想——天国与上帝的理想。耶酥基督的理想往往成了现实的替代物。呆板无趣、比例失调、远近透视的丧失等等，成了艺术的主要特征。因此直到加洛林帝国的解体，文学和艺术的发展仍然是相当幼稚与原始的，可称为倒退。落后的蛮族虽然以其鲜活质朴的原始本能，在学习和发展文学和艺术，却只见质朴不见高华，只见拙劣的模仿而无独出机抒的创新。可以这样说，蛮族的落后性与基督教的注重来世天国而无视现实的几乎纯粹的精神性，使早期中世纪的艺术如霜冻之后的世界，凋零凄凉得很。因为“艺术是把教义的真理移译成形式的一种语言”，是“可见的谈话”，它要表述的是基督的理念，是神圣的真理，是天国是上帝是原罪是审判是救赎，而不是现实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这样的艺术是《圣经》及教父文学的翻版。
蛮族人侵后几百年一直到加洛林末期，西欧艺术都没有形成其风格。但蛮族文明的简单具体的风格在这一时期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他们的非凡的想像力及艺术上的天赋同样也表现出来，这就为后来中世纪的艺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有着非凡创造力的哥特人。终于产生了罗马式艺术和哥特式艺术，二者是中世纪艺术风格的典型代表，它们的特征清楚地表现在教堂建筑及相关的雕刻、绘画等装饰艺术形式上。
罗马式艺术于11世纪中叶诞生于法国。在12世纪，它已有了惊人的发展，但不到1个世纪它又走向衰落。其经历的时间不算太长，但影响了几乎所有非拜占廷艺术的地区。罗马式艺术是在早期基督教长方形教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建筑上是教堂建筑的长方形布局和辐射形布局的和谐结合。这是为迎合基督教信仰的需要，因为教堂不是罗马的神庙，它是所有教徒集会祈祷之所，于是面积扩大，不仅如此，罗马式教堂以整体的观念出现，它的各个部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圆形拱顶是建筑的重要特征，教堂在圆顶的覆盖下形成整体，它主宰了整个教堂的结构。每个部分统一于其作用和比例之中。拱和拱顶一般是半圆形，也有使用尖拱的。为支撑和减轻建筑物拱顶所带来的重压，建筑中也使用了侧拱及支柱。拱与成排的支柱相连，既减轻了建筑物本身的重压，也使教堂内部富于音乐般的节奏变化，当人们的眼睛从一个支柱移向另一支柱，一直延伸下去，会使人产生如同音乐般的美感来，也可产生透视效果。长方形的内堂与辐射状的四周大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厚重的侧墙用以承受重量。窗户较小，中厅圆拱及立柱的支撑交叉，使厅内光线暗淡。高大的中厅及拱顶所造成的视觉效果是宏伟而庄重，给人以紧张之感，而高大的塔尖、交叉拱圆顶和标志走廊的束带层，造型富有节奏。它们所表现的是次序和韵律，再加之蛮族和东方所共有的模糊而无限的鉴赏力，于是新风格拔地而起。罗马式建筑的结构是朴素和克制的，但罗马式艺术家在创造各式各样的装饰形式方面，具有非凡的想像力，人类最初的一切艺术因素会合起来丰富了罗马式雕刻这一石头语言：异教神话和基督教故事、古物残片、蛮族饰物，拜占廷、萨珊、亚述甚至苏美尔形式等等古老动物的象征主义，在罗马式艺术中找到了最后的变形。这是朴素而流畅的雕刻语言，它少了拜占廷的那些貌似深刻的宗教意味，闪耀着人类精神的光辉。激情在石头间流淌。一种犯罪的生命力，使这些处于恶魔般激情之中的人物，虎虎有生气。罗马式最美丽的装饰形式之一是柱头，它的设计及雕刻，通常以奇形怪状的形式来描绘圣经故事或其他民族的故事，有非常独特的创造性。绘画和工艺美术都是建筑的副产品，它们在装饰教堂上起了重要的作用。教堂内常常绘有大量的壁画，加泰罗尼亚的罗马式画派，偏好鲜艳夺目的色彩，尤其是红色和黄色。法国的波瓦图派，则只崇尚红色和褐色。罗马式艺术是古代艺术的某种复归，它是向哥特式艺术过渡的阶段。
哥特式艺术12世纪兴起于法兰西岛。13世纪进入成熟阶段，在传人英国后得到发展。13、1世纪风行全欧。自15世纪开始走向衰退，但在英国与德国一直维持到17世纪巴洛克时期。哥特式艺术与罗马式艺术一样，指的是以教堂为主的建筑、雕刻、绘画及工艺美术等艺术形式的哥特特征。总的来说，是指它崭新的眼光和处女般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在艺术上，它的结构和背景、装饰、灵感、可塑性，都是崭新的，它是一种风格的完全的创造，它也是形式语汇的完全更新。它摆脱了束缚罗马艺术的那些重负，一切从自然出发：但哥特式艺术的宗教特征更为明显突出，新拱顶的发现，容许哥特式建筑实现其基督教理想。解决了重量问题后，建筑物轻巧地耸立，从而战胜了物质问题。教堂是垂直的飞翔。罗马式表面的呆板让位于塔尖、窗户的配合和染色玻璃窗的颤动——引起千变万化光线的相互作用，犹如一只乐队中各种乐器的音调的交响。教堂也无疑体现了生长与发育的愿望，这使教堂像有生命物体那样有机地发展。教堂成了千变万化的世界。挣脱了几百年禁欲主义的束缚，生命与力量、人与物等具体而生动的形象，就恰如涓涓的泉水在建筑师、画家的手中流淌。
哥特式建筑最为突出的特点表现在教堂的建筑上，其他如城堡、学校、医院及桥梁等方面也有体现。为表现基督教的各种观念，如天国、地狱等，罗马式教堂追求的是建筑的宏伟，以及建筑物本身给人的压抑感，人们在教堂内的自卑与渺小，通过厚重的墙壁、绵延不绝的支柱，坚实圆顶以及暗淡的光线、怪异的饰物来实现。哥特式教堂则似乎给人一种对天国的向往而非敬畏之感。人们身处教堂之内总有一种升腾的意愿。这一基督教梦想的实现借助于以下几个建筑特点。首先是尖肋拱。它不同于罗马式圆拱，它解决了建筑物本身的重量问题，使承受重量不再依靠支柱和墙壁。教堂于是轻巧地高耸起来，且笔直向上越飞越高。1150年的拉员教堂高78英尺，1163年的巴黎圣母院高11英尺，119年的沙特尔教堂高119英尺，1211年的兰斯教堂高123英尺6英寸，1220年的亚眠教堂高136英尺，127年的博韦教堂高156英尺9英寸。这种垂直与高度的飞翔之感，是教堂外观给信徒们的主要印象，它的一直向上飞升的特点，正体现了人们向往天国的宗教心理。其次是窗户的利用。大而长的窗户代替了罗马式狭小的窗户，使之采光性能良好，再配之以色彩绚丽的玻璃（绘画或着色）于是出现了光的交响。身处其中，颇有人间天堂之感。而支柱的减少也使人们的压抑感消失，一种相对自由的心理在教堂中升起。再次是装饰。怪异的罗马式装饰为生动活泼的、富有生机的、来自现实世界的东西所代替，如各种花卉装饰的柱头。教堂不再以其崇高的灵性来约束与要求教徒，而是表现出相当多的世俗性。在雕刻中，上帝的神圣的表情渐渐化为有一定人情味的表情。人物形象也多以宁静、平和、沉着为特征。这实际上反映了12、13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即理性主义的回归。在绘画中它虽然主要是装饰性的，却也反映了生活的现实。在窗户的玻璃及墙壁上，我们虽可读到一些有个性、有特点的画。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绘画与雕刻及其他工艺都从属于教堂，也即从属于宗教的理想。基督教的艺术是哥特式艺术的主要特征，但满园关不住，艺术总能挣脱束缚它的藩篱。从那些描述基督的童年，圣母和圣子的画像中，人们仍然能够读到相当多的人情味。哥特艺术的重要特征是其对隐藏世界象征的摒弃和对可感知世界的认同与接纳。此时花是实际的花，人是具体的有个性特征的人，事物的比例不再以象征为要旨，而是实际的尺度。许多作品纯粹以其形式感动我们。艺术家的情感在作品中也有反映。哥特艺术是可信的。
哥特式艺术在各国有其各自的发展。英国的民族风格最为明显，其哥特式艺术的发展也最为持久。林肯教堂、西敏寺教堂、韦尔斯教堂等，都是哥特式艺术的典型代表。英国哥特式艺术经历了早期的仿效大陆风格的时期，13世纪之后发展出有自己特点的风格，如所谓火焰式，1、15世纪又发展出强调垂直特征的垂直式。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是倾向于优雅。德国哥特式艺术，纯粹是法国和英国模式的照搬，殊少创造性。意大利则是对哥特式艺术最抱有敌意的国家，虽然哥特式艺术也侵入了意大利，但总的来说，意大利风格是反哥特精神的，它更具有朴素的罗马式特征。终于在意大利最早将哥特式艺术驱赶出艺术的殿堂，出现了更注重古典艺术特征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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