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古龙侠义精神的比较
当代文坛以武侠小说著称的作家首推金庸，次之古龙。金庸的小说读者众多，致力于侠文化研究的文章常常称引金庸，“金学”隐然成为一门显学。而声名仅次于金庸，作品极为丰富的古龙却仿佛不在研究者视野中心。有关古龙的研究文章很少，且古龙的“才子”之名几乎坐实。本文欲以“侠”的精神内涵为标尺替古龙正名。古龙不简单是文体家、才子。在把握何者为“侠”的层面，古龙而非金庸显然做的更好。
一古代游侠与侠义精神的民间性
“侠”出何处？这是讨论侠时首当其冲的问题，也是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侠与儒系出同源。理由是孔子讲中正平和，但也讲狷狂，认为“侠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这种以狂为志向勇于进取的价值取向颇近于侠。儒讲仁义忠孝讲礼重恕，但也不摒弃勇，说：“临大难而不惧者圣人之勇也”因此刘元济指出：“是则孔子所谓之士之成人，为尔时游侠之流，殆无可疑者矣。”但应看到孔子学说的一大主题：礼。礼即长幼尊卑等差有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与侠所奉行的准则大相径庭。正如美籍学者刘若愚在《中国的侠》中指出的，儒尚中庸侠走极端；儒倡恕让侠好复仇；儒重秩序，侠不拘礼义；儒反对武力，侠不避暴力。一言以蔽之儒家从心所欲，绝不逾矩；侠者任心快意每逾绳检，不避礼法。侠无视儒所维护的上下等级，见义之所在拔刀而出杀强暴扶贫弱，奉行天无道我即是道。自汉以降，中国历代尊孔崇文，儒术立国。正统士大夫，也就是正统儒生往往视侠为匪类，对其弹压诛灭不遗余力，简直与侠势成冰炭。因此儒家对侠的出现，侠义精神的形成即使有贡献也属有限。
另有论者认为侠出于墨。鲁迅曾说：“孔子之徒为儒，墨子之徒为侠。”墨家是儒家的主要论敌。墨子反对儒家“天命”说和“爱有等差”说，认为人无贵贱亲疏主张“尚同”“尚贤”“兼爱”“非攻”。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甘愿摩顶放踵，躬亲实践。墨者急公好义，助守危城，要求以富济贫这与侠的处世原则惊人相似。墨家思想与侠有相通之处，但如因此说侠出于墨则失之简单。墨家关心政治，讲治国之道。墨说与儒说相左，但在一点上是相同的：都是一种政治伦理学。侠却不关心政治，侠的行为完全出于一己的正义感和勇毅，没有政治目的为支撑。墨者有严格的纪律和一定的组织形式，同奉巨子之令，抑一己之欲奉从墨说，自律性强。侠则远为自由，不必理会这些清规戒律，尚气任侠，不重修养，全无墨者风范。可以说侠行动上是墨者的同道，精神上与墨者相契，但在人生观上二者大异其趣。
侠不出于儒，与墨有异，更不可能出于无为的老庄法治的申韩。侠不是意识形态，不是有意于有为于政治的力量。一部分人气质上不受约束，性格疾恶如仇，眼中难容不平，义之所在仗剑为之，这便是侠的由来。换言之侠无时代，不合时宜，有压迫有不平便有侠。有时（如战国汉初）社会风气较宽松政体较松散，侠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上层，即所谓“卿相之侠”和力折公卿的“大侠”如朱家郭解之流；但大多数的侠还是出没于民间，流落于市井。这是因为封建君主制和儒术立国产生一种筛选机制，使刚直耿介自由不羁术业有专不屑钻营之士很难在官场立足。而侠往往因气质所系不居人下，干犯文网，难耐拘束飞扬高蹈，适于落拓江湖而不能久居庙堂。
自《汉书》以后，官修正史不为游侠立传，侠的形象多见于稗官野史或虚构作品，这更说明侠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气质。文人诗作中提到的“侠”却多为“长安游侠儿”。这些“游侠儿”实在只是一帮无赖恶少，或美其名曰“轻侠”。这些人行侠仗义的少，尚气非为的多，难以寄托人们对侠的期望。而“侠文化”在我国延至数千年，提到“侠”，令人心向往之。上述两种情况看似矛盾，实则暗示了一个事实：士大夫的侠与民间的侠是两回事，民间的侠义精神与实际存在的侠不完全相符。人们于“缓急”之际最渴望得到帮助，当官方不提供帮助，甚或“缓急”肇事者正来自官方时，突然有人拔刀相助，施恩不图报，适时到来，飘然而去，这是多么高尚的品格和超人的生命境界？人们对传说中的侠求之不得，又坚信其有，于是心理代偿求诸文学。红线、虬髯公、昆仑奴、聂隐娘、宋四公等等侠客被赋予了由真实游侠身上萃取出的最美好的情操，可以称这种情操为“民间侠义精神”。
当代武侠小说首推金、古。一般认为二人各自创造了不同的侠义世界，彰扬了侠的情怀。所不同的是金庸重视个群关系的统一，古龙更看重个体生命的价值。换句话说金庸以典丽的笔触创造了一个不同于俗世的，高蹈壮美的“武林”，古龙把对现实的观照投射于文本，用恢诡的形式展示人性的美丑善恶。这样说当然不会错，但研究停留在如此浅显的层面，显然不能高于一般读者。
二金庸：形似大侠，实则权贵
金庸以非凡的才情和过人的创造力凭空构架了一个武林世界，一个大侠纵横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存在者层出不穷的门派。门派之间有亲仇，分贵贱，正邪之间纷争不断兵连祸结。看似混乱，实则在金庸的武林中秩序井然有章可循。侠义道，比如少林、武当、丐帮、全真教，光明磊落，所行合乎道德中乎礼义。即便有一时之失也无损正派本色。邪派当然不是侠义道，即便如明教也多行不义，需由正派出身的张无忌重整纲纪，才归于正途。金庸令武林黑白判然，善恶分野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即使写伪君子，像《笑傲江湖》中的君子剑岳不群，也要让其伪暴露无疑。读者明白真相，令狐冲蒙在鼓中。读者知道岳不群必无好下场，期待视野被固定在“好人”怎么战胜“恶人”这一没法再原始的母题。这样写作是四平八稳的。金庸的大侠主人公行走于一个举步皆侠的武林，虽然一定要遇到真恶人、伪君子，如狄云碰到血刀老祖，令狐冲遭遇岳不群；注定经风雪历坎坷，但最终能得到侠义道的认可，在群侠中如鱼得水。可以说金庸的大侠“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最明显的例证是大侠郭靖。一手降龙十八掌刚猛难当；生为黎民死为国家；好男儿一身是胆，壮志豪情四海扬名。有意思的是不为游侠立传的《宋史》却有“义民”守城的记载。《李彦仙传》载：靖康元年金兵犯境，郡县募兵勤王，李彦仙“率士”应募，夺陕州，披伤死守。金人爱其才猛攻城欲活捉之。李不忍百姓遭屠戮，溺河自尽，年三十六。另《孙益传》载：金兵犯扬州，掩至泰兴城下，孙益主动应募，战死。金庸写郭靖守襄阳很可能受到类似“义民”传的启发。
金庸的大侠主人公朋友遍天下。这些朋友虽也是有情有义的“好汉子，好朋友”，但成色不及主人公。他们在与主人公的接触中产生了敬仰之情和自知之明，便拥大侠主人公为领袖，带领大伙干大事。郭靖带领群英死守孤城；杨过派世外高手杀元兵烧粮草；令狐冲带领一帮旁门左道的好汉攻少林；张无忌力克六大派高手当上明教教主，营救六大派武林归心，举兵反元……读书至此读者会发现这些大侠的地位、处境绝类战国时养士的诸公子。郭靖是最方正的大侠，与大义拒秦窃符救赵的信陵君遥隔千载同气相求；令狐冲则是收罗鸡鸣狗盗的小孟尝；张无忌势力极大部属众多，到最后却无士可用，如生战国，便是楚公子春申君！战国四公子历来被视为卿相之侠，金庸的大侠一一与之暗合似乎不能解释为巧合。金庸无意间透露出他大侠布衣下穿的却是朝服！
如果拿金庸的大侠与汉代力折公卿的大游侠做一对比，更会发现他们之间惊人的相似。其中最耐人寻味的他们的交际圈。《史记·游侠列传》载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余庸人不可胜言”。郭解更是手眼通天。汉武帝徙大户于茂陵，“解家贫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卫将军为言，‘郭解家贫不中徙。’上曰，‘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江湖游侠竟能使权倾朝野平素稳健的大将军卫青为他在素厌游侠的武帝前说话，人际关系之硬可想而知。郭解则被认为可以左右吴王叛乱的成败！金庸的大侠也是动辄几千号人马首是瞻。郭靖在危城之下能和忽必烈喝酒叙旧，乔峰可令御驾亲征的契丹铁骑止于雁门关下，无功而返。除大智大勇之外，郭、乔二大侠与权贵关系铁也是个重要原因。虽自称布衣，金庸的大侠却与权门世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或大侠本人就是权贵卿相。乔峰初为丐帮帮主，使“穷兄弟”的头领，后来却发现自己姓萧，乃是契丹后族；无意间与完颜阿骨打论上了交情，与辽国皇上耶律阿保机拜了把兄弟。他还有两个把弟一个是大理世子后来当上大理国君，另一个福源深厚不小心做了西夏驸马。他的未婚妻和对他心仪非常的准小姨子是大理镇南王的私生女！郭靖，忠良之后烈士遗孤，国仇家恨苦大仇深，其换帖兄弟杨康认完颜鸿烈为父，他本人则是成吉思汗帐下爱将，战功煊赫封为金刀驸马。在武林中的关系更无人可及：天下第一高手周伯通是其把兄，天下第一大帮丐帮三任帮主洪七公、黄蓉、耶律齐分别是他的师父、妻子、女婿。东邪黄药师是他岳丈。张无忌，张三丰的再传弟子，大元汝阳王爱女绍敏郡主的男朋友，谢逊的义子，白眉鹰王的外孙，明太祖朱元璋的教主，与常遇春、徐达有过命的交情……
上述种种足以证明金庸笔下的大侠就是汉初大侠们的继承者，将赞誉残唐五代吴越王钱镠的“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十四州”用于他们身上毫不过分。但如前文所述，“侠”作为大众性文化符号，已被民间改造为一种“精神指向”，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成为某种“原型意向”。称其为大侠，并不一定具备了民间观念中侠应有的精神面貌。史籍中每每见到某公“少任侠，以勇力闻……”一类记载，但这些人究竟做过什么呢？朱家好些，郭解少时爱杀人，及壮折节为俭，开始当大侠，究其始终，好像只是“杀人”，包括别人替他杀。其余侠之末流更为不堪。灌夫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只因替哥们窦婴出头被杀便被目为大侠。《后汉书》《三国志》竟把董卓、曹操也冠之以侠，仅仅因为他们“任”，侠在何处就不得而知。我们知道只“任”无“侠”的人现在被称为“黑社会”，也就是流氓。他们不具备侠的精神品格。可以说自朱家以降，史家以为“任侠”的人大部分不合“侠”这一在民间有其特定意义的称谓。
金庸在塑造他的大侠时不经意间偷换了概念：把对官修史书上“任侠”者外在行止的模仿当作了“侠”的本身。这样情节上热闹了，侠却走了原味，失去了最重要的特征：民间性。试看郭靖，几乎没提到他做过一件除暴安良的事。他的一生是这样度过的：习武－报仇－带兵打仗－战死。这是一个抗金名将的人生轨迹，而不像一个行侠天下的大侠。倒是作为陪衬出现的江南七怪等小人物，一诺千金，远赴穷秋大漠，抚养非亲非故的义士遗孤；以一条兄弟的性命为代价除去害人无数的陈玄风；毫不利己身赴险地桃花岛，被欧阳峰、杨康几乎杀光，只为化解黄药师与全真教的梁子。这等急公好义、疾恶如仇、止戈为武的义举侠行不见于“侠之大者”郭靖，却用在“侠之小者”身上，只能说金庸理解的“侠”与民间观念中的“侠”有很大差距。金庸的侠虽为布衣却力折公卿，贵族意识浓郁，却严重缺乏民间情怀。其为侠也，超出了侠的能力，真正除一暴安一良的小事他们好像又没功夫做，反而成了业余爱好。杨过等待小龙女的16年里多行侠举，用虚笔些，给人“玩票”的感觉。金庸的侠被人分过类，有儒侠、道侠、佛侠等等，唯独没有侠义精神最接近的“墨侠”。托身白刃，血溅五步，怒见不平与子同袍的“匹夫之侠”，民间的侠不入金庸之眼。他写爱情多于些义，写政治多于写侠。小说中的“侠”是命运的宠儿，纠缠于“情”的小儿女，不是急人之难的侠。
三古龙，民间侠义精神的传承着
古龙是金庸的反面。
古龙的主人公独来独往，无门无派，靠叙事开始前习得的武功行走江湖。古龙的侠远不如金庸的大侠贤良方正。金庸赠之以“狂”的杨过与小龙女在古墓中相处多年始终待之以礼，保持伯拉图式的爱情。古龙的萧十一郎却不能拒绝与被人下了春药的风四娘尽一夜之欢。古龙的侠不思考什么是“侠之大者”，萧十一郎很明确的表示他不是大侠，李寻欢多次表示见了“大侠”想呕吐。这样的主人公显然不会有多少朋友也就不可能成为信陵君、剧孟、郭解，从而也就不可能拥有郭靖那么大的势力去解民倒悬。他们面对的不是善恶相对分明，人人自重身份，说话算话的武林而，是一个凄风苦雨处处杀机无信义可言的“江湖”。
在《风云第一刀》的开场处，李寻欢是这样进入视野的：
冷风如刀，以大地为砧板，视众生为鱼肉。
万里飞雪，将苍穹作洪炉，熔万物为白银。
雪将住，风未定，一辆马车自北而来，滚滚的车轮辗碎了地上的冰雪，却辗不碎天地间的寂寞。
李寻欢带着“寒入骨髓的寂寞”走进无情的江湖。
在古龙的江湖中，人多势大的恰恰不是郭靖那样的大侠，而是上官金虹一类的阴谋家，利欲熏心之徒。他们占据了郭解和四公子的位置。《风云第一刀》里江湖第一大帮“金钱帮”帮帮主上官金虹是这类人的代表。他用人就像伍子胥用专诸，燕丹用荆轲，诱之以利，待之以厚，持之以柄，操纵人的生死，泯灭人的感情，在江湖上呼风唤雨，言出必践。《风云第一刀》中有一段上官金虹与龙啸云结拜请客的描写：
上官金虹根本没有动过筷子，别人也觉得手里的这双筷子仿佛有几百斤重，哪里吃得下去。
只听上官金虹道：“酒菜已叫来，不吃就是浪费，我最恨浪费，各位请。”
七八双筷子立刻同时伸了出去。
龙啸云陪笑道：“这鱼还新鲜，大哥为何不也尝一尝？”
上官金虹道：“我饿的时候才吃，现在不饿。”
他一字字接着道“不饿的时候吃也是浪费。”
立刻又有几双筷子放了下来。
这种作风明显没有侠的风度，却是史籍常见的“任侠”气派。上官金虹在筵席上故意刁难一个世家公子西门玉。为证明他腹中无饭，竟剖开他肚子，如果早饭还没消化“我陪你一条命，否则，你就白死。”视人命如草芥，杀人成儿戏。《汉书·酷吏传》载：
长安中多奸猾，闾里少年群辈杀吏，受赇报仇，相与探丸为弹，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丸者斫文吏，白者主治丧……
杀人毫无来由，只为扬威立万，上官金虹的行为直追最无赖的洛阳轻薄子，长安侠少年。同是“江湖第一大帮帮主”与金庸的丐帮帮主洪七公判若云泥。这样的反差反映出金庸对权力持有者一定程度上的认同和古龙对权力的怀疑。古龙在《萧十一郎》中写到一个人，叫做“金菩萨”，势大多金。金菩萨干过这样的事：
他有个最宠爱的姬妾，叫红红，因为她总是喜欢穿红衣服。
有一次他大宴渤海龙王，红红为客人斟酒时，无缘无故地笑了笑，笑得很轻佻很无礼。
金菩萨就笑眯眯地叫她退下去一个时辰后，红红再回来的时候，身上还是穿着很鲜艳的红衣服，脸上还是抹着脂粉，但却是坐在一个大银盘子里被人捧上来的。捧到桌上。
因为她已被蒸熟。
极端类似的故事见于古时：豪侠诸葛昂与高瓒斗气派，在众人面前，将自己爱妾蒸熟了吃。
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古龙笔下的残暴之徒在古代是被称为“侠”的。“侠”既然名声坏了，古龙的侠不愿为“侠”就很好理解：不是高傲不是故作姿态，只是最基本的洁身自好。称侠的无侠行，不称侠厌名利的所行尽是侠举。古龙不是侠的侠成了侠义精神的代表。李寻欢、陆小凤、楚留香、萧十一郎、叶开等等面对的是普及人间的苦难，他们能作的却极为有限，只不过除去一些具体的恶势力，帮助一部分值得帮助的人。
却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是名至实归的“匹夫之侠”。
匹夫之侠是专属民间的，少见于正史，于传奇、话本中却比比皆是。这些侠的共同特征是独往独来，出手于风拂露落之际，行侠之后飘然而去杳无声迹。红线、昆仑奴、虬髯公、聂隐娘都是这样的独行侠。古龙的侠与之差近。李寻欢、叶开等等一向飘在古龙的江湖。但古龙并不满足于书写“侠”的独立性或者说孤僻性格，他试图讨论侠何以孤独。《桃花传奇》结尾处楚留香面临存在注意气息浓烈的生死之门的考验。选择错误就会跌入万丈深渊，必死无疑。一切选择由侠自己作出，一切行为只能由侠自己负责，行为后果自己承担。在利害交关、党同伐异、人欲横流的江湖中，一个人选择为侠，反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替天行道，无异于逆潮流而上。这样的选择注定导致孤独。古龙的侠是清醒的孤独者，自觉自愿孤独因为舍此无侠。古龙经常在行文中加入这样的评论：“他们可能本来就是同一类人。”说得就是侠不能被外物规定，侠与“恶人”的区别只在于临机的做法。武的存在先于“侠”的本质，只有选择行侠一个江湖人才被注入了侠的本质。侠是发乎本心的。李寻欢如果不把未婚妻让给龙啸云也就不是李寻欢了，做了选择，就注定了孤独。《碧血洗银枪》中主人公马如龙无端遭人陷害，亡命途中遇到一个被埋雪中面貌奇丑的女子，此时马如龙“一无所有，无处可去”，一个选择摆在面前：救人还是逃命。他选择了救人。该女子后来告诉马如龙，她是故意埋在雪中，对他加以试探，如果他打马而过见死不救·，“你就死了”。古龙不会因出身贵贱而定人物是否为侠。善恶成败存乎一念之间，家世出身往往对选择不起作用。《萧十一郎》中有一段对话最能说明古龙的观点：
杨开泰道“连城璧武林世家子弟，行事大人大义，而且处处替人着想，从不争名夺利。近年来声望之隆，无人能及。已可当得起‘大侠’两字。这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别人都对他恭敬有加，可以说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
风四娘咬着嘴唇道“萧十一郎呢？”
杨开泰道：“萧十一郎却是声名狼藉的大盗，既没有亲人，更没有朋友，无论走到哪里都绝不会有人帮他的忙。”
萧十一郎虽然还在笑，但笑容看来已带着种说不出的萧索寂寞之意。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大小道：“说得对，说得好，想那萧十一郎只不过是个马车夫的儿子而已，有怎能和连城璧那样的世家子弟相比？”
杨开泰作为不明真相的人，不自觉接受了这样一种不由分说的心里暗示：“武林世家子弟”与“大仁大义”相联系。而萧十一郎是“大盗”，自然孤家寡人。这样的判断基于一个假设：大家说的就是真理。所谓“大家说”，也就是“话语权威”，“武林世家”当然比较有说话的权利。但这一假设在古龙的江湖中显然不能成立，虽然同时在金庸的武林中是基本成立的——正派就是正派，邪派永不翻身。古龙看到了这种不讲理的断定的虚伪与可怕，便用巧妙的“春秋笔法”将谎言戳穿：“从不争名夺利”的连城璧“近年来人望之隆无人能及”“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既然伪君子占据着话语权，那么“马夫的儿子”民间的真正大侠只好羞于言侠，沦为大盗，遭受围捕火并。萧十一郎选择了不是“侠”的侠的身份，也就放弃了权力声名。在小说结尾萧十一郎放下象征权力的“割鹿刀”，离开的时候“并没有带走连城璧的生命，却带走了他一生中所希冀的一切——希望、骄傲、光荣。”马车夫的儿子取得了对世家公子的胜利，民间侠义精神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没有天时地利人和一样可以行侠仗义，侠，永远作为不平世界的反对力量存在。
古龙对权利持有者始终抱持怀疑态度。在另一部重要作品《大人物》种，古龙让一个个“大人物”原形毕露，最终证明，真正值得佩服的往往是些“小人物”。这与金庸形成强烈反差。金庸的侠无一例外是大人物。作为反侠出现的大人物韦小宝出身妓院，由母无父，由社会底层爬到上层。《鹿鼎记》全书贯穿着讽刺。对小人物的辛酸全无体察，最能看出金庸的情感归属、价值取向。古龙的《天涯·明月·刀》的主人公傅红雪是个一腿残疾，患有癫痫的弃儿，比韦小宝更无来历，古龙在处理这个人物时毫无虚无色彩，相反，注入了极大的同情和悲悯。古龙笔下越是出身卑贱的主人公越得到肯定，只有同情毫无批判。这当然是古龙的偏激之处，但矫枉必然会过正，古龙情近平民是毫无疑问的。尽管古龙些尽了声色豪奢，但华丽场景背后，没有快乐，作者古龙和他的侠还是一介匹夫，游走在闾间街头，在江湖上寻找难得的认同。
三结论
“侠”，出于民间，处于民间，或可上达卿相。史书只为卿相立传，不替匹夫设表，几千年来书写着贵人的效果历史。文艺作品有责任批判等级制造成的上述不公，还读者一个深层意义上的真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发现技术圆熟学识广博的金庸做的不好，用大而无当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士大夫之“侠”取代了来自民间，体现自由精神的“匹夫之侠”。古龙虽有时故作怪异，有时文笔牵强，但其小说更能体现何者为侠，剖析了侠之所以孤独稀少的原因，让侠由“侠之大者”的云端回归了人间，让侠的精神可以被人接受。当金庸得势古龙势微之时，侠异化微“侠之大者”之时，也就是民间侠义精神被强势话语湮没之时。当力折公卿的金庸受到过分追捧之际，古龙的民间情怀，匹夫行侠理应得到更多人的重视。对作家古龙的评价更不应停留在明褒暗贬的“才子”层面。
（申明：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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