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在商、周之间。那不但有章节，并且成了篇，足以代表当时史的发展，就是
叙述文的发展。而议论文也在这里面见了源头。卜辞是“辞”，尚书里大部
分也是“辞”。这些都是官文书。
记言、记事的辞之外，还有讼辞。打官司的时候，原被告的口供都做“辞”
；辞原是“讼”的意思02，是辩解的言语。这种辞关系两造的利害很大，两
造都得用心陈说；审判官也得用心听，他得公平的听两面儿的。这种辞也兼有叙
述和议论；两造自己办不了，可以请教讼师。这至少是周代的情形。春秋时候，
列国交际频繁，外交的言语关系国体和国家的利害更大，不用说更需慎重了。这
也称为“辞”，又称为“命”，又合称为“辞命”或“辞令”。郑子产便是个善
于辞命的人。郑是个小国，他办外交，却能教大国折服，便靠他的辞命，他的辞
引古为证，宛转而有理，他的态度却坚强不屈。孔子赞美他的辞，更赞美他的
“慎辞”03孔子说当时郑国的辞命，子产先教裨谌创意起草，交给世叔审查，
再教行人子羽修改，末了儿他再加润色0。他的确很慎重的。辞命得“顺”，
就是宛转而有理；还得“文”，就是引古为证。孔子很注意辞命，他觉得这不是
件易事，所以自己谦虚的说是办不了。但教学生却有这一科；他称赞宰我、子贡，
擅长言语05，“言语”就是“辞命”。那时候言文似乎是合一的。辞多指说
出的言语，命多指写出的言语；但也可以兼指。各国派使臣，有进只口头批示策
略，有时预备下稿子让他带着走。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时候总还得随机应
变，自己想说话；因为许多情形是没法预料的。当时言语，方言之外有“雅
言”。“雅言”就是“夏言”，是当时的京话或官话。孔子讲学似乎就用雅言，
不用鲁语06。卜、尚书和辞命，大概都是历代的雅言。讼辞也许不同些。
雅言用的既多，所以每字都能写出，而写出的和说出的雅言，大体上是一致的。
孔子说“辞”只要“达”就成07。辞是辞命，“达”是明白，辞多了像背书，
少了说不明白，多少要恰如其分08。辞命的重要，代表议论文的发展。
战国时代，游说之风大盛。游士立谈可以聚卿相，所以最重说辞。他们的说
辞却不像春秋的辞命那样从容宛转了。他们铺张局势，滔滔不绝，真像背书似的
；他们的话，像天花乱坠，有时夸饰，有时诡曲，不问是非，只图激动人主的心。
那时最重辩。墨子是第一个注意辩论方法的人，他主张“言必有三表”。“三表”
是“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废发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09；便是三个标准。不地他究竟是个注重功利的
人，不大喜欢文饰，“恐人怀其文，忘其用”，所以楚王说他“言多不辩”
10。后来有了专以辩论为事的“辩者”，墨家这才更发展了他们的辩论
方法，所谓墨经便成于那班墨家的手里。儒家的孟、荀也重辩，孟子说
：“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11荀子也说：“君子必辩。”12这些
都是游士的影响。但道家的老、庄，法家的韩非，却不重辩。老子里说：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3，“老学”所重的是自然。庄子里说“大辩
不言”1，“庄学”所要的是神秘。韩非也注重功利，主张以法禁辩，说辩
“生于上之不明”15。后来儒家作易。文言传，也道：“君子进德修业。
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这不但是在暗暗的批评着游士
好辩的风气，恐怕还在暗暗地批评着后来称为名家的“辩者”呢。文言传旧
传是孔子所作，不足信；但这几句话和“辞达”论倒是合拍的。
孔子开了私人讲学的风气，从此也便有了私家的著作。第一种私家著作是
论语，却不是孔子自作而他的弟子们记的他的说话。诸子书大概多是弟子们及
后学者所记，自作的极少。论语以记言为主，所记的多是很简单的。孔子主
张“慎言”，痛恨“巧言”和“利口”；他向弟子们说话，大概是很质直的，弟
子们体念他的意思，也只简单的记出，到了墨子和孟子，可就铺排得多。墨子
大约也是弟子们所记。孟子据说是孟子晚年和他的弟子公孙丑，万章等编
定的，可也是弟子们记言的体制，那时是个“好辩”的时代。墨子虽不好辩，却
也脱不了时代影响。孟子本是个好辩的人。记言体制的恢张，也是自然的趋势。
这种记言是直接的对话。由对话而发展为独白，便是“论”。初期的论，言意浑
括，老子可为代表；后来的墨经，韩非子。储说的经，管子的
经言，都是这体制。再进一步，便是恢张的论，庄子。齐物论等篇以及
荀子、韩非子、管子的一部分，都是的。群经诸子书里常常夹
着一些韵句，大概是为了强调。后世的文也偶尔有这种例子。中国的有韵文和无
韵文的界限，是并不怎样严格的。
还有一种“寓言”，藉着神话或历史故事来抒论。庄子多用神族，韩
非子多用历史故事，庄子有些神仙家言韩非子是继承庄子的寓言
而加以变化。战国游士的说辞也好用譬喻。譬喻成了风气，这开了后来辞赋的路，
论是进步的体制，但还只以篇为单位，“书”的观念还没有。直到吕氏春秋，
才成了第一部有系统的书16。这部书成于吕不韦的门客之手，有十二纪、八
览、六论，共有三十多万字。十二代表十二月，八是卦数，六是秦代的圣数，这
些数目是本书的间架，是外在的系统，并非逻辑的秩序，汉代刘安主编淮南子
，才按照逻辑的秩序，结构就严密多了。自从有了私家著作，学术日渐平民化。
著作越过越多，流传也越过越广。“雅言”便成了凝定的文体了。后世大体采用，
言文渐渐分离。战国末，“雅言”之外，原还有齐语、楚语两种有势力的方言
17。但是齐语只在春秋公羊传里留下一些，楚语只在屈原“辞”里留下
几个助词如“羌”、“些”等，这些都让“雅言”压倒了。
伴随着议论文的发展，记事文也有了长足的进步。这里春秋左氏传是一
座里程碑。在前有分国记言的国语，左传从它里面取材很多。那是铺排
的记言，一面以尚书为范本，一面让当时记言体的、恢张的趋势推动着，成
了这部书。其中自然免不了记事的文字；左传便从这里出发，将那恢张的趋
势表现在记事文里。那时游士的说辞也有人分国记载，也是铺排的记言，后来成
为战国策那部书。左传是说明春秋的，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它最
长于战争的记载，它能够将千头万绪的战事叙得层次分明，它的描写理旬栩栩如
生。它的记言也异曲同工，不过不算独创罢了。它可还算不得一部有自己系统的
书；它的顺序是依着春秋的。春秋的编年并不是自觉的系统，而且“断
如复断”，也不成一部“书”。
汉代司马迁的史记才是第一部有自己的系统的史书。他创造了“纪传”
的体制。他的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五十多万
字。十二是十二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数，三十取老子“三十辐共
一毂”的意思，表示那些“辅弼股肱之臣”，“忠信行道以奉主上”18；七
十表示人寿之大齐，因为列传是记载人物的。这也是用数目哲学作系统，并非逻
辑的秩序，和吕氏春秋一样。这部书“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以
剪裁与组织见长。但是它的文字最大的贡献，还在描写人物。左氏只是描写事，
司马迁进一步描写人；定人更需要精细的观察和选择，比较的更难些。班彪论
史记“善叙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19，这是说司马迁行
文委曲自然。他写人也是如此。他又往往即事寓情，低徊不尽，他的悲愤的襟怀，
常流露在字里行间。明代茅坤称他“出风入骚”20是不错的。
汉武帝时候，盛行辞赋；后世说“楚辞汉赋”，真的，汉代简直可以说是赋
的时代，所有的作家几乎都是赋的作家。赋既有这样压倒的势力，一切的文体，
自然都受它的影响。赋的特色是铺张、排偶、用典故。西汉记事记言，都还用散
行的文字，语意大抵简明；东汉就在散行里夹排偶，汉、魏之际，排偶更甚。西
汉的赋，虽用排偶，却还重自然，并不力求工整，东汉到魏，越来越工整，典故
也越用越多。西汉普通文字，句子很短，最短有两个字的。东汉的句子，便长起
来了，最短的是四个字；魏代更长，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两句以完一意。
所谓“骈文”或“骈体”，便这样开始发展。骈体出于辞赋，夹带着不少的抒情
的成分；而句读整齐，对偶工丽，可以悦目，声调和谐，又可悦耳，也都助人情
韵。困皮能够投人所好，成功了不废体制。
梁昭明太子在文选里第一次提出“文”的标准，可以说是骈体发展的指
路牌。他不选经、子、史，也不选“辞”。经太尊，不可选，史“褒贬是非，纪
别异同”，不算“文”；子“以立意为宗，不以能文为本”：“辞”是子史的支
流，也都不算“文”。他所选的只是“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之作。“事”
是“事类”，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和譬喻。典故用得好的，譬喻用得好
的，他才选在他的书里。这种作品好像各种乐器，“并为入耳之娱”；好像各种
绣衣，“俱为悦目之玩”。这是“文”，和经、子、史及“辞”的作用不同，性
质自异。后来梁元帝又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文者，惟须绮
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21这就说，用典入，有对偶、
谐声调的抒情作品才叫作“文”呢。这种“文”大体上专指诗赋和骈体而言；但
应用的骈体如章奏等，却不算里在里头。汉代本已称诗赋为“文”，而以“文辞”
或“文章”称记言、记事之作。骈体原也是些记言、记事之作，这时候却被提出
一部分来，与诗赋并列在“文”的尊称之下，真是“附庸蔚为大国”了。
这时有两种新文体的发展。一是佛典的翻译，一是群经义疏。佛典翻译从前
不是太直，便是太华；太直的不好懂，太华的简直是魏、晋人讲老、庄之学的文
字，不见新义。这些译笔都不能作到“达”的地步。东晋时候，后秦主姚兴聘龟
滋僧鸠摩罗什为国师，主持译事。他兼通华语及西域语，所译诸书，一面曲从华
语，一面不失本旨。他的译笔可也不完全华化，往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22
；他介绍的的“西域之语趣”是华语所能容纳的，所以觉得“天然”。新文体这
样成立在他的手里。但他的翻译虽能“达”，却还不能尽“信”；他对原文是不
太忠实的。到了唐代的玄奘，更求精确，才能“信”、“达”兼尽，集佛典翻译
的大成。这种新文体一面增扩了国语的词汇，也增扩了国语的句式。词汇的增扩，
影响最大而易见，如现在口语里还用着的“因果”、“忏悔”、“刹那”等词，
便都是佛典的译语。句式的增扩，直接的影响比较小些，但像文言里常用的“所
以者何”、“何以故”等也都是佛典的译语。另一面，这种文体是“组织的，解
剖的”23。这直接影响了佛教徒的注疏和“科分”之学2。间接影响了
一般解经和讲学的人。
演释古人的话的有“故”、“解”、“传”、“注”等。用故事来说明或补
充原文，叫作“故”。演释原来辞意，叫作“解”。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
“故”或“解”的各种意义。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易传
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
小序，阐明辞意。“注”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用
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的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春秋三传和
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地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
有。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却取字义，也有各别
的标准。注辞意的出入更大。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象注
庄子，更是藉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一
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这称为“义疏”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南北朝人
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义疏”便是这个。无论补充或
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的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这种精细
的克制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
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
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
化。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解剖字
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宋人所谓“注疏”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后来清代
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的。“文”
只用来称“沈思翰藻”的作品。但“觉思翰藻”的“文”渐渐有人嫌“浮”“艳”
了。“浮”是不直说，不简截说的意思。“艳”正是隋代李谔上文帝书中所
指斥的：“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那时北周的苏
绰是首先提倡复古的人，李谔等纷纷响应。但是他们都没有找到路子，死板的模
仿古人到底是行不通的。唐初，陈子昂提倡改革文体，和者尚少。到了中叶，才
有一班人“宪章六艺，能探古人述作之旨”25。而元结，独孤及、梁肃最著。
他们作文，主于教化，力避排偶，辞取朴拙。但教化的观念，广科学家难以动众，
而关于文体，他们不曾积极宣扬，因此未成宗派。开宗派的是韩愈。
韩愈，邓州南阳今河南南阳人。唐宪宗时，他作刑部侍郎，因谏迎佛骨
被贬；后来官至吏部侍郎，所以称为韩吏部。他很称赞陈子昂、元结复古的功劳，
又曾请教过梁肃，独孤及。他的脾气很坏。但提携后进，最是热肠。当时人不愿
为师，以避标榜之名；他却不在乎，大收其弟子。他可不愿作章句师，他说师是
“传道，授业，解惑”的26。他实是以文辞为教的创始者。他所谓“传道”，
便是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的道；所谓“解惑”，便是排
斥佛、老。他是以继承孟子自命的；他排佛、老，正和孔子距杨墨一样。当时佛、
老的势力极大，人孔子公然排斥，而且因此触犯了皇帝27。这自然足以惊动
一世。他并没有传了什么新的道，却指示了道统，给宋儒开了先路。他的重要贡
献，还在他所提倡的“古文”上。
他说他作文取法尚书、春秋、左传、周易、诗经以及
庄子、楚辞、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等。文先所不收的经、子、
史，他都排进“文”里去。这是一个大改革、大解放。他这样建立起文统来。但
他并不死板的复古，而以变古为复古。他说：“惟古于辞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
贼”28，又说：“惟陈言之务去，戛戛乎其难哉”29；人阳在创造新语。
他力求以散行的句子换去排偶的句子。句逗总弄得参参差差的。但他有他的标准，
那就是“气”。他说：“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30：“气”就
是然的语气，也就是自然的音节。他还不能跳出那定体“雅言”的圈子而采用当
时的白话；但有意的将白话的自然音节引到言语时去，他是第一个人。在这一点
上，所谓“古文”也是不“古”的；不过他提出“语气流畅”气盛这个标准，
却给后进指点了一条明路。他的弟子本就不少，再加上私塾的，都往这条路上走，
文体于是乎大变。这实在是新体的“古文”，宋代又称为“散文”算成立在
他的手里。
柳宗元与韩愈，宋代并称，他们是好朋友。柳作文取法书、诗、
礼、春秋、易，以及穀梁、孟、荀、庄、老、
国语、离骚、史记，也将经、子史排在“文”里，和韩的文统大同
小异。但他不敢为师，“摧陷廓清”的劳绩，比韩差得多。他的学问见解，却在
韩之上，并不墨守儒言。他的文深幽精洁，最工游记：他创造了描写景物的新语。
韩愈的门下有难、易两派。爱易派主张新而不失自然，李翱是代表；受难派主张
新就不妨奇怪，皇甫湜是代表。当是爱难派的流传盛些。他们矫枉过正，语艰意
奥，扭曲了自然的语气，自然的音节，僻涩诡异，不易读诵。所以唐末宋初，骈
体文又回光反照了一下。雕琢的骈体文和僻涩的古文先后盘踞着宋初的文坛。直
到欧阳修出来，才又回到韩愈与李翱，走上平正通达的古文路。
韩愈抗颜为人师而提倡古文，形势比较难；欧阳修居高位而提倡古文，形势
比较容易，明代所称唐宋八大家31，韩、柳之外，六家都是宋人。欧阳修为
首，以下是曾巩、王安石、苏洵和他的儿子苏轼、苏辙。曾巩、苏轼是欧阳修的
门生，别的三个也都是他提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