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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一直挂在嘴边的就是“凭坚城，用大炮”，宁远之战尝到甜头后，对此更是乐此不疲。其战略之错误，正文中已经分析透彻。
这里单说纯技术的问题，就守城本身而言，用红夷大炮真的是有必要么？
中国古代战争史上，守城成功的战例数不胜数，明朝开国时期就有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面对陈友谅六十万大军守城三个月的洪都保卫战。如果面对哈赤冷兵器为主的军队一定要用红衣大炮才能守住的话，那只能说守城者本身的能力是有问题的（更何况守宁远才两天）。
明方把当时威力最大的红衣大炮用于和后金作战，许多人津津乐道，说是如何明智的举措。但事实多半恰恰相反，这本身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
红衣大炮对攻城的作用远远大于守城。对守城来说，在对方没有重型火炮的情况下，只要布置得当，不用大炮也完全是能够守住的。而对攻城来说，一旦有了威力惊人的大炮，原先看来无法攻克的城池，现在却能攻克了。
这一点金人也很清楚的，天聪七年，祝世昌给皇太极的一份奏疏里说：
“自古攻守，全用火器，如鸟枪、三眼枪、百子铳、佛郎机、二将军、三将军、发炮之类，用之城上防守极好。若攻打城池，必须红衣大炮”[1]
明末有名江阴守城八十日，最后清军还是依靠大炮的威力才攻入城内的，若非如此，江阴守的决不仅仅是八十日。
更扩而大之的说，没有大炮，整个南方清军都未必能打下来。清军下南方第一道重要关口，扬州城之所以被轻易攻破，固然和史可法的无能昏聩有关，但和红夷大炮的使用也密不可分。李清的南渡录中说：
“扬州城颇坚，督辅可法在焉。北兵从西北隅以大炮击破，遂入城。死者甚众，肇基当抗敌，力杀数人，无继者，遂见杀。”[2]
这里关键的一个问题是：火器是应战争的需要而产生，也是因为战争的刺激而发展。明代中国和欧洲不一样，战争环境不一样，面临的对手也不一样。
明朝面对的主要敌人是文明程度远比自己落后的北方游牧狩猎民族，作战的需要也主要是野战和守城，而不是攻城和海战。而且在对方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情况下，自己不使用某种火器，对方也根本没有渠道来知晓运用这个火器。
而西方当时的战争是处于同一文明等级的不同国家之间的作战，大家都是农耕定居民族，都要攻克堡垒，打攻坚城，也都需要海上炮战，不同国家你追我赶。
这种情况导致明朝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和西方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完全是不同类型的。
明朝需要的是那种轻便灵活，容易运输，便于制造，适合防守，利于野战，不过度追求精确度和对坚固目标的摧毁能力，而是杀伤面积大，震慑效果强，对人畜影响大的火器，这样抵消北方骑兵和弓箭的优势。而西方由于攻城和海战的需要，着重发展的火器是对坚固物体摧毁力巨大，射程远，准确度高的大炮。
所以明朝中国在引入红衣大炮之前，火器发展的重点主要是炸弹，地雷，水雷，大面积发射的火箭，火枪，小型火炮，多管火枪，毒气弹，烟雾弹等等。尤其明代在炸弹、地雷、火箭、多管火枪等方面的设计制造，技术之精密复杂，想象力之丰富，种类之繁多，完全可以笑傲当时的西方，有些方面甚至是遥遥领先。
《世界火器史》一书中说：
“从1世纪80年代到17世纪初，世界上出现了两个军事变革中心：一个是以中国明朝为中心的东方军事变革中心；另一个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西方军事变革中心”[3]
虽然其后文又重弹中国军事变革是巩固封建统治，西方就是推翻封建统治的滥调，但就技术上而论，中国明朝本身是在以火器为核心的军事变革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明代中国在火器研发上的创造力、想象力和整个社会对此的空前高涨的热情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另外在《中国古代火药火器史研究》中说
“（到了明代）已经创始的各类火器在战争中不断改进，品种增多，质量提高，尤其是金属管形设计火器，获得突出发展，各种形制的枪、炮进步扩大生产和装备部队，形成了中国古代火器发展的”[]
明朝时期，中西方的火器在面临不同的战争环境，根据各自不同的需要，沿着不同的道路向前发展，各擅胜场。
本来历史的轨道就应该是，在双方火器满足了各自的需要之后，中西方再碰撞在一起，逐渐合流，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最后殊途同归。
但合流的同时，也需要理性审慎的选择，否则就会产生不利的后果。如果说在嘉靖时期，对佛郎机的引入仿制，产生了积极有益的结果。那么在明末，对红夷大炮的引入和改进研制，就产生了消极的后果了。
明人在技术上开放自由的心态虽然令人称赞，但在政府财政紧缺的情况下，在并不是最贴合自己需要的火器上投入了过多的人力物力，忽略了本土火器传统优势的发挥，只能是帮敌人的忙，这不得不说是历史的吊诡了。
明代火器发展和西方相比各有所长
从上面对明代火器基本情况的介绍可以看出，明代火器发展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在炸弹类火器和火箭类火器上领先于西方；在火枪和小型火炮上在明朝中叶以后随着战争的刺激，逐渐赶上西方，甚至从研发的活跃，改进革新的层出不穷，以及品种的丰富来看，有反超西方的势头；在重型火炮上，因为面临的战争对象不同，战争需求不同，确实落后同期的西方，但随着积极引进，这种落后情形也迅速扭转。
当然这种火器发展的特点，除了和战争环境刺激的不同以外，也和东西方科技发展的特点有关，中国试验科技一直比西方发达，所以从火药到最初的火枪、火箭、火炮都是中国人发明，而西方是引进了中国的技术后，才开始了自己火器发展的道路。但西方古希腊有一套理论化程度比较高的几何三角数学知识体系，这对火炮进一步发展，提高性能又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这是中国传统科学中相对薄弱的一环。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对中世纪晚期近代早期的西方来说，一些重要的科技知识，基本都是从外引进的，造纸、印刷、火药这些基础科技是中国传去的就不必说了，即便是古希腊的几何原本，还有许多代数知识，化学知识，他们也都是从阿拉伯世界，还有拜占庭那里获得的。
就整个科技水平而言，他们和明代的中国相比，并不占据真正的优势。一旦几何原本为代表的这些西方古典科技知识体系传入明代中国以后，整个科技发展的势头，仍旧是明代领先于西方。这在火器上也是如此。
因此，并不象许多人一直认为的那样，明代火器发展落后于西方，所以只能引进西方。真实的情况是，中西方当时各有所长，而明代中国由于开放的心态，对科学开明的态度，发展的势头在逐渐超越西方。
用大炮策略把明代火器的发展带上了歧路
本来明中期以后，中国火器的发展根据自己的需要，沿着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向前大步迈进，主要体现在炸弹类火器，火枪，轻型火炮类火器，火箭类火器的蓬勃发展。但在明末尤其是天启以后，由于引入红夷大炮的那种炫目的强大威力给君臣上下的深刻印象，导致政府和官员将领对火器研发的重心开始朝重型火炮的方向过度倾斜。尤其是在袁崇焕鼓吹“凭坚城，用大炮”之后，明政府更是把大部分资金和人力物力投入到了重型火炮的研发和制造中。
在政府财力充足的情况下，这本来是没有什么的，毕竟重型火炮的发展是迟早的事情，早一点动手也不是什么坏事。但要命的就是当时明政府的财力是极度紧张的，一旦在火炮上投入的力量过大，那对于其它火器的发展显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所以在天启到崇祯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其它轻型火器发展基本陷入了停滞中。就如毕懋康在《军器图说》中已经阐述了燧发枪制造方法，如果能象嘉靖时期制造佛郎机一样，大批量制造燧发枪并装备部队，再不断改进，本是迅速提升明军战斗力的一个良机。
但问题是当时明政府在军器制造上已经把主要的资金都投入在造炮上了，还哪来其他钱呢？
红夷大炮这样的重型火炮，威力确实巨大，但在明金战争中，对明方的作用有限。用于野战，则笨重不堪，运输不便，而且杀伤集中在一个小区域，面对灵活机动的骑兵无法起到太大作用；用于守城，没有这个炮，实际上同样能守住，如果后金采取长期围困策略，那有红夷大炮也没用。
祖大寿守大凌河，守锦州，两次围城最后投降，只不过是把大批制作精良的红夷大炮白白送给了后金而已。中国火器史中说：
“被围困在大凌河近百天的重兵祖大寿部明军，因城内粮尽援绝，于崇祯四年（1631年）十月开城投降，祖大寿败走锦州（应该是被后金放回来的——引者注）。据当年闰十一月十九日明军兵部的报告中称，城中红夷炮、灭虏炮、将军炮等各型火炮3500门，以及各种军用枪、杂型火器、大量火药与弹丸，尽为后金军所有”[32]
3500门各型火炮，就是对现代战争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结果因为袁崇焕、孙承宗等人推行的困守孤城，“凭坚城，用大炮”的愚蠢自杀战略，白白就送给了后金！
这些炮对守城来说，没有太大意义。而落到了后金手里，就成了攻破坚城最有力的帮手。明朝等于是用大把的钱给后金方制造攻破自己城池最锋利的武器。
崇祯时期的松锦之战，锦州被围困，明朝不得不让洪承畴带着全部家当：十三万的军队去援助锦州，被后金围城打援，锦州的围没有解，这十多万的援军自己就被围困在了松山。
“在松锦之战的最后阶段进攻塔山时，清和硕郑亲王济尔哈郎、多罗贝勒多铎，下令清军在塔山城西列红夷炮。四月初八日，用红夷炮猛轰城垣，次日城墙被轰开20余丈，清军步骑兵一拥而入，全歼城内三营明军7000余人。四月二十一日黎明，清军又以红夷炮轰击杏山城，毁城墙25丈，明军开城降”[33]
明朝和北方的骑兵作战，最需要的武器不是笨重不堪，运输困难的红夷大炮，而是地雷、手榴弹、射速快杀伤面积大的各种类型的步兵用火枪、还有单级多发火箭，以及各种灵活机动的轻型火炮。
这些火器本来一直是明朝中国火器的长项，有一些甚至遥遥领先于同期的西方。如果明朝在财力有限的情况，最大限度利用好这些中国本土火器的威力，不断改进革新，那对后金来说，才是最大的威胁。
别的不说，光是把地雷、手榴弹（“击贼神机石榴炮”）、各种火焰喷筒能够进一步改良，加大威力和使用的方便程度，大规模装备部队，加强边境防御，加强单兵作战能力，就足够让后金骑兵吃不了兜着走，这比重型火炮要实用得多了。毛文龙在条件艰苦，器械简陋的情况下，善于利用地雷，就已经给后金造成重大杀伤，让其叫苦连天了。
客观的讲，明人把研发力量投入到重型火炮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自己的独特创造力，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黄一农教授在200年第期的《历史研究》上发表的《红夷大炮与皇太极创立的八旗汉军》中对此有一大段论述：
“虽然明人在嘉靖年间即已能铸出数千门铁心铜体的佛郎机子铳（重约8－10斤），但类似‘神威大将军’重达数千斤的铜铁炮管，实在极其罕见。它巧妙地利用铜之熔点（1083℃）远低于铁（1538℃）的物理性质，于铁胎冷却后再以泥型铸造法或失蜡法制模，并浇铸铜壁，如此即可透过外铜凝固时的收敛效用而增加炮体的抗压强度。即不再需要以昂贵的铜来铸造整门炮，就可拥有铜炮耐用的优点。也因为如此，‘神威大将军’在炮口的管厚与内径之比（05:1至075:1）就小于当时一般的铁炮（约为1:1），该炮可以铸的较轻，运载时也因此较易。
该先进的铸炮技术应早已为明人掌握，北京八达岭中国长城博物馆藏有崇祯元年所造的前装滑膛红夷型火炮一门，从炮口可见其管壁为铁心铜体，有准星、照门和炮耳，火门原设计有盖（现已失落），并以铁环替代常见之尾珠。该炮之铭文有云：‘崇祯戊辰年兵仗局铸造，捷胜飞空灭虏安边发熕神炮。头号，铁裹铜发熕炮一位，用药二斤，宜少勿多，打五、六木榔头不等，木马子一个，二斤重铅子一筒，或再添一斤铅子亦可’，使用时主要是以霰弹的方式杀伤敌方人马。由于此炮之内径为78厘米，而当时西方火炮通常采取06厘米的游隙值（windage，指炮管内径与弹径的差值），故若发射实心铁弹的话，弹重约合2斤，再依‘以一摧二’的原则推估，应用药1斤。惟该炮在使用总重2－3斤的小铅子时，却用药2斤，虽铭文上提醒应‘宜少勿多’，但火药用量明显较平常红夷炮多50％至100％，铁心铜体的高质量应即是其炮管得以承受较高膛压的主因。此故，虽然天启年间已有红夷型的发熕炮出现，但崇祯元年以此一新法铸成的第一门（所谓的‘头号’），或因此获赐‘捷胜飞空灭虏安边’之徽号，并以‘发熕神炮’之名与一般的发熕炮区隔开来。
明人所独创的铁心铜体铸炮技术，在崇祯后期仍持续发展，并铸成较“发熕神炮”更大的红夷炮。1996年，笔者曾在沈阳的辽宁省博物馆见到一门铁心铜体炮，炮身长366厘米，炮口内径10厘米，外径35厘米，底径约厘米，阴刻之铭文为‘钦差提督军务镇守辽东总兵官左都督吴捐资铸造，定辽大将军，崇祯十五年十二月吉旦，督造掌印都司孙如激、总委参将王邦文、打造干总石君显’。查李约瑟在1952年访问辽博前身的东北博物馆时，不仅见到此炮，还详细描述了另一门更大的‘定辽大将军’，称其炮身长12英尺、内径5英寸，知当时仍存在至少两门由辽东总兵吴三桂于宁远捐资铸造的“定辽大将军”。［169］
根据目前一般冶铸史的教科书，均称1860年代美国军官ThaJRdan在南北战争时曾‘发明’一种铸炮新法，该法采用中空的模芯，并在其中导入冷却水，此法即可使铁质炮管自内向外凝固，所铸之炮可以更大（内径可达51厘米），且其耐用程度更可达到先前的五至数十倍。铁心铜体的铸法虽使用两种金属，但其原理应很接近Rdan法的雏形，只不过明朝的“发熕神炮”、“定辽大将军”及清朝的“神威大将军”较Rdan炮早出现了两个多世纪！”[3]
但遗憾的就是这种投入在大炮研发上的创造力，显然是用错了方向的，反而帮了后金的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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