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接着道：“依公所言，又如何行教化之策？”
我道：“综万汇之本原，考动植之蕃耗，言治者取焉。因物变递嬗，深研乎质力聚散之几，推极乎古今万国盛衰兴坏之由，而大归以任天为治。臣以为天不可独任，要贵以人持天。以人持天，必究极乎天赋之能，使人治日即乎新，而后其国永存，而种族赖以不坠，是之谓与天争胜。而人之争天而胜天者，又皆天事之所苞。是故天行人治，同归天矣。凡吾圣贤之教，上者道胜而文至，其次道稍罸矣，而文犹足以久。独文之不足，斯其道不能以徒存。六艺尚已，晚周以来，诸子各自名家，其文多可喜。其大要有集录之书，有自著之言。集录者，篇各为义，不相统贯，原于《诗》、《书》者也。自著者，建立一干，枝叶扶疏，原于《易》、《春秋》者也。，其文采不足以自发，知言者摈焉弗列也。率皆一干而众枝，有合于汉室之撰著。”
董仲舒见我并没有完全否定他的学说大为兴奋：“公所言甚善”说完竟对我施了一礼。（我这时可是个小孩子啊，董仲舒已经快六十了。我连忙还了一礼道：“弟子鄙，不敢受公礼。其实公亦言之有理，弟子所作之论也多采公之《天人三策》也。”
董仲舒对我再施一礼回身转对武帝道：“陛下，张公之才胜臣良多，陛下若欲教化万民请允臣以佐张公。”
武帝甚喜道：“若论才学渊博，行健实不及你，然行健所学善于变通，教化万民之事仍由你为主，行健辅之。朕希望两位卿家遇事多多商量，如此方能周全。教化万民乃国之大事，其意远胜伐匈，朕以此事托于两位卿家，以二位卿家之才所著言论必将名垂千古，不教孔孟专美于前！”
接下来的几个月，整个大汉朝廷一片忙碌。无数群臣的上疏，各地属官的奏表，小山般的堆积在武帝的几案上。武帝招架不住，只得留内廷宿于宫中，又因宫中不便，只得在韩安国府上继续工作。到得后来，昼则大殿议论纷纷，夜则韩安国，卫青（由于我去军职现时以为大将军），程不识，张汤，董仲舒，汲黯，和我（我已被任命为御史中丞汲黯的副官）又在韩安国府上争论不休。（武帝时，所谓政不言军，军不言政，不过因为制定国策牵涉良多不得不破例了）而每到晚上我则成了众人的焦点，韩安国大多时候只能负责打圆场了。
董仲舒：“以某之见，当立太学府，采诗书，六经为国学……如此方合圣人之道”我道：“吾辈所行之教化，该当以德为先，但某以为必先让万民知法……”
张汤道：“某以为我汉法颇善，不知张公愿以何法教万民……”
公孙弘：“某以为孔孟之言颇有深意，衣食足而知……所以某以为欲教化万民先得保证朝廷赋税充裕与民间衣食充足……”
程不识：“某以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若无兵如何保我大汉平安与万民福祉……所以某以为无兵既无国。国策当确保……”
汲黯：“如今陛下欲立国策，诸公切忌不可因私废公……”
卫青：“某以为程太尉言之有理，所以某以为行国策还请公孙大人三思……”
韩安国：“诸公皆言之有理，但所议如此纷乱，又如何治策。请诸公一个个来……”十分钟后又是一片议论声……
又一日内廷之上董仲舒道：汉律具律，户律，厩律，兴律，盗律，贼律，杂律，捕律，囚律。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悉删除其余令，与礼相应。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驱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驱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韩安国接道：“人君者，与天地合德，与日月齐明，上祗宝命，下临率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义化之；仁义之不笃，故以礼律检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孝子之养亲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以其饮食而忠养之。」其有堪供而阙者，祖父母、父母告乃坐。、以法为治，以礼为本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论。”
而此时内廷之中气氛显得非常压抑，韩安国，董仲舒，公孙弘，汲黯皆力主以孝礼治国。而我和程不识，卫青，张汤则力主以法制国。武帝觉众人所说均有道理，一时也皱眉思索。见我不言，卫青和程不识都是军人，与此长篇大论自然不是对手，而张汤自皇后蛊人案后爬到廷尉的位置上后就一直颇喜查言观色，现在看我保持沉默，武帝眉头紧锁，虽能驳之也不由得闭起了嘴巴。韩安国董仲舒等看到适才所言显然没有打动我们也闷闷不乐。武帝见今天又是如此，只得退廷。但命我和张汤留下。
“你们也说说吧”我直视张汤，张汤无奈只得道：“臣观秦人本来游牧之民，素不知礼法，卫鞅为相指出‘要王天下，必须施行刑九赏一’如果刑七赏三，只得一强国而已。臣以此观之，其时，民不知所守当用重刑。至赢政时韩非说：‘欲治者，奚疑于重刑？欲治者，何疑于厚赏？法不信则行危（诡）矣。’韩非死后，赢政甚赏尉僚，遂改以军法治国。此时秦法乃刑十无赏……”我冷冷的道：“廷尉何妨明言？”
张汤马上跪于地上连呼：“臣死罪”
武帝转向我凝重的道：“卿何妨为朕言之？”
我皱眉沉吟半响咬牙道：“臣请问陛下天下与国，一乎异乎？”
武帝喟然长叹：“你就为朕说说吧。”大殿里一时静得只有史官禀笔记录的沙沙声……我接着一字一顿的说：“臣以为异也，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儒者也，知天下而不知有国也。今之国也，犹昔日之天下；昔之国也，犹今日之政权。为政者常混国家于政权，期愚民以固政权也。然其利民也，政必得固；其祸民，至极，则交替不可免矣。中国者，为政者弗能胜而强为政，犹言为民。改换朝代也，数世或不成。如此者，政必乖乱矣。而政乖乱也，民众焉会不穷？而国家焉会不弱。斯古代圣人之所求乎？斯当今民众之所求乎？”此时我与武帝昂然对视，而张汤如筛糠般浑身抖个不停，欲不辨，恐受鱼池之灾。若辨又知我所言皆为理，一时又无从辨起。武帝见此情景再次长叹道：“你们也下去吧，让朕想想。”
（汉代的律、「令」，基本上可说是现行的刑法。律是就单行法规的「令」加以整理而成的。至于「令」，则将单行法规的诏令，按其重要程度先后，编成「令甲」、「令乙」、「令丙」等类；相当于诏敕集，而简称为「令」。所以就成文法而言，「令」可视为律的追加法，或谓副法，违「令」与违律一样须受处罚。因此，战国、秦及两汉时代可视为律、「令」不分时期。商鞅指出：要王天下，必须施行「刑九赏一」；如果「刑七赏三」，只得一强国而已。（《商君书．去强》）所以商鞅的法治思想是重刑轻赏。但是韩非子则以为重刑之外，也应重赏，所以说：「欲治者，奚疑于重刑！」「欲治者，何疑于厚赏！」（《韩非子．六反篇》）刑、赏的基础在于信，韩非子说：「法不信，则行危（诡）矣。」（《韩非子．有度篇》）无论如何，法家的刑治世界是讲信，同时也要守法，以达到「齐民社会」（亦即齐等社会）。
近年来新发现的湖北云梦秦简中，在商鞅变秦后到秦始皇年间呈现大部秦律；而秦律中的「法律答问」，有「犯令」、「废令」之语；「秦律十八种」的律文中，也有「犯令」、「不从令」之语；这个「令」，就是律的副法，属于单行法规。另外，张家山汉简也有「二年律令」的发现。所谓二年，指西汉吕后二年(前186年)，简文包含二十七种律和一种令（《津关令》），「二年律令」就是律令的总称，包含汉律的主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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