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曰：宇文化及下扬州，杨广信道求长生。长生宝典扬州现，石龙道场遭灭门。
宇文化及卓立战舰指挥台之上，极目运河两岸。
宇文化及双目蜡黄，如同深入大海的漩涡，波涛磅礴无法抗拒，在漩涡的深底，似乎隐藏着滔天愤怒和不甘。
此时天尚未亮，在五艘巨舰的灯炷映照下，天上星月黯然失色，似在显示他宇文阀的兴起，使南方士族亦失去往日的光辉。
此时，一道无声的闪电，如流星般划过夜空，了无声息的消失在大唐双龙传中的扬州某处……。
宇文化及年在三十许间，身形高瘦，手足颀长，脸容古挫，神色冷漠，一对眼神深邃莫测，予人“狠冷无情”的印象，但亦另有一股震慑人心的霸气。
这五艘战船乃已作古的隋朝开国的大臣杨素亲自督建，名为“五牙大舰”，甲板上楼起五层，高达十二丈，每舰可容战士八百之众。
“五牙”实际上是指战舰有5层结构，高百余尺。
左右前后设置六台拍竿，高五十尺。
每根木桅顶系巨石，下设辘轳，战斗中和敌舰迫近时，可以迅速用辘轳把巨石放下，砸坏敌船。
若一击不中，也可迅速收起再放。
若敌舰四面包围，还可以“六管齐下”，其战斗力之强，可见一斑。
1000多年前，总长55米的大舰也属于庞然大物了，它在隋朝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战争也推动造船业朝着更完善的方向发展。
公元588年，隋军五十余万人，水陆并进，大举攻陈。
杨素统领的长江上游水军，自永安发船，出三峡，顺江而下，船多势大，锐不可挡。
在延州（今湖北江陵西），隋、陈两军展开决战，隋军以四艘，“五牙战舰”冲击敌阵，先后用拍竿击沉十余艘敌船，俘敌二千余人，陈军闻风丧胆。
不久，隋灭掉偏安江南的陈王朝，统一了中国。
隋代，还有，比“五牙”战船次一等的黄龙船，可载战士一百余人，以及平乘、舴艋等各具功能的战船。
五桅布帆张满下，舰群以快似奔马的速度，朝运河下游江都开去。
宇文化及目光落在岸旁林木外冒起的殿顶，那是隋炀帝杨广年前才沿河建成的四十多所行宫之一。
宇文化及看着劳民伤财，在乱世中矗立的，金碧辉煌的行宫，似乎正在诉说着皇权的衰落。
纵观历史，皇帝轮流坐，今天在他，明天到我。
世家如盘旋的巨龙，总是屹立而不倒。
“任他东西南北风，我自迎风傲天笑。
群龙无首起纷争，潜龙勿用利于田。
乱世英杰刀兵抗，王侯将相无种乎。
不想天命落旁家，今朝争雄始于足。
一步早来步步利，兵雄将广始无败。
聚得贤臣良将投，帝位争锋终得胜。
莫言狂傲笑我疯，乱世争雄当如是。
不识五陵豪杰墓，我辈歧是蓬莱人。”
似乎，宇文阀也有机会……。
宇文化及突然燃起的野心，让其陷入了帝位如何获得的思考中：隋炀帝杨广（569年－618年月11日），一名英，小字阿摐，华阴（今陕西华阴）人，隋文帝杨坚与文献皇后独孤伽罗次子[1]，隋朝第二位皇帝。
生于大兴，[2]开皇元年（581年）立为晋王，开皇二十年（600年）十一月立为太子，仁寿四年（60年）七月继位。
他在位期间开创科举制度，修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因为滥用民力，造成天下大乱，直接导致了隋朝的覆亡。
大业十四年（618年），骁果军在江都发动兵变，隋炀帝被叛军缢杀。
唐朝谥炀皇帝，夏王窦建德谥闵皇帝，其孙杨侗谥为世祖明皇帝。北周天和四年（569年），杨广生于大兴[2]（今陕西西安），史书称：“美姿仪，少聪慧”。在北周时因父杨坚的功勋，被封为雁门郡公。
开皇元年（581年）封为晋王，官拜柱国、并州总管，时年十三岁。[3]
后又授任武卫大将军，进位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等。
开皇八年（588年）冬天，隋朝兴兵平南朝的陈，刚二十岁的杨广是领衔的统帅，真正挥全军的是高颎，[]在前线作战的是贺若弼和韩擒虎等名将。
平陈后，进驻建康，杀掉了陈叔宝的奸佞之臣及宠妃张丽华，封存府库，将陈叔宝及其皇后等人带返隋京。
班师后，杨广进封太尉。平陈之后因为隋朝政策有所偏差，江南各地叛乱。[5]
此后，杨广亦屡立战功。
开皇十年（590年），他奉命赴江南任扬州总管，与杨素一起平定江南高智慧的叛乱，杨素后封越国公。
杨广从并州改镇扬州，在镇守江南期间为稳定叛变局势颇有成效、政绩突出。
同时他表现得作风简朴、不好声色、礼贤下士、谦恭谨慎，由此赢得了朝野赞颂和隋文帝夫妇的欢心。
开皇末年，隋文帝夫妇和皇太子杨勇的矛盾爆发，杨广趁机而入争夺储位，博得了文献皇后和右仆射杨素的支持。
开皇二十年（600年0，隋文帝废黜长子杨勇，立次子晋王杨广为皇太子。
同年，突厥进犯，杨广率军出灵武，却没有俘获而返回。
[6]杨广即帝位后，以早年的军旅生涯为基础，对高句丽、吐谷浑和突厥发动了战争。
据《资治通鉴》载，在仁寿四年（60年）七月，隋文帝卧病在床，杨广于是写信给杨素，请教如何处理隋文帝后事和自己登基事宜。
不料送信人误将杨素的回信送至了隋文帝手上。
隋文帝大怒，随即宣杨广入宫，要当面责问他。
正在此时，宣华夫人陈氏也哭诉杨广在她来途中意图非礼她，使隋文帝顿悟，拍床大骂：“畜生何足付大事！独孤误我！”急忙命人传大臣柳述、元岩草拟诏书，废黜杨广，重立杨勇为太子。
杨广得知后将柳述、元岩抓入狱，并让右庶子张衡入隋文帝寝殿侍疾并将文帝周围的侍从打发走。
不久隋文帝便驾崩。[7]
唐代人马总在《通历》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血溅屏风”，[8]而赵毅在《大业略记》中记载隋文帝被张衡毒死。[9]
不过初唐赵毅笔记《大业略记》记载容华夫人蔡氏为仁寿宫变女主角。
杨广“因色弑父”这种说法也被诸多近代史学家质疑，仁寿宫变也成为疑案。
杨广继位后，假传隋文帝遗嘱，逼迫杨勇自尽，将杨勇处死。
还有亲弟蜀王杨秀被他诬陷使用巫蛊诅咒隋文帝及幼弟汉王杨谅，被剥夺官爵贬为庶民软禁于内侍省，后与诸子一起被软禁，不得与妻子相见。
其弟汉王杨谅以讨杨素为名，在并州起兵，杨广派杨素镇压，杨谅降后被幽禁至死。
此后不久，杨广为翦除了对帝位的威胁，听从云定兴建议，于大业三年（607年）3月日，诛杀侄儿长宁王杨俨、又把剩余的侄儿（杨勇诸子）安城王杨筠、安平王杨嶷、襄城王杨恪、高阳王杨该、建安王杨韶、颍川王杨煚、杨孝宝、杨孝范贬到岭南，在路途中全部被处死。
[10]又处死了隋朝功臣宇文弼、贺若弼、高颎等人。大业元年（605年），营建东都，迁都洛阳，历时十个月，每月征调民夫二百万人。
东都在旧洛阳城之西，规模宏大，周长五十余里，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等三部分。
宫城是宫殿所在地，皇城是官衙所在地，外郭城是官吏私宅和百姓居处所在地。外郭城有居民区一百余坊，另有丰都市、大同市、通远市等三大市场。[11]
杨广在营建东都的同时，又下令开凿大运河，造龙舟等各种船数万艘，他游江都时所乘龙舟高四十五尺，阔五十尺，长二百尺，上有四层楼，上层有正殿、内殿、东西朝堂，中间两层有房一百二十间，下层为内侍居处。
[11]隋朝大运河以都城洛阳为中心，分为三大段，南抵余杭（杭州），北达涿郡（北京），全长2700公里。
中段包括通济渠与邗沟。通济渠北起洛阳，东南入淮水。
邗沟北起淮水南岸之山阳（今江苏淮安），南达江都（今扬州）入长江。
南段名江南河，北起长江南岸之京口（今镇江），南通余杭（今浙江杭州）。
北段名永济渠，南起洛阳，北通涿郡（今北京城西南）。隋炀帝杨广
在教育制度上，杨广开创科举制，发展分科考试选拔人才的方法，增置进士科。
科举制度一直延续到清德宗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终止，为古代中国的育才政策有很大的贡献。
政治上，他为了打破由关陇集团垄断仕途的局面，重用了虞世基、裴蕴等南方集团官员。
军事上，在即位前曾参与与突厥、契丹之战事，皆有所获。
大业五年（609年），他亲征平定吐谷浑，设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12]。
杨广亲征吐谷浑后，又下诏征天下兵进攻高句丽。
大业八年，隋军出动一百一十三万人，败于辽东城（今辽宁辽阳）及平壤城（今属朝鲜）下。
次年再发兵围攻辽东城。
这时，在黎阳仓督运军粮的杨玄感看到“百姓苦役，天下思乱”，便乘机起兵反隋。
杨广被迫从辽东撤军。
杨玄感败亡后，杨广下令追究，共杀三万余人，流徙六千余人。
大业十年（61年），杨广第三次发兵进攻高句丽，因隋末农民起义已遍及全国，隋王朝岌岌可危，最后只好议和收兵。
大业十一年（615年），杨广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今山西代县），杨广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隋朝援军相继抵达，始毕在九月撤围而去。
杨广年年出巡，曾三游扬州，两巡塞北，一游河右，三至涿郡，还在长安、洛阳间频繁往还。
每次出游都大造离宫。仁寿四年（60年）十一月，他为了开掘长堑拱卫洛阳，调发今山西、河南几十万农民；次年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丁男多达两百万人；自大业元年（60年）至大业六年（610年），开发各段运河，先后调发河南、淮北、淮南、河北、江南诸郡的农民和士兵三百多万人；大业三年和四年在榆林（今内蒙古托克托西南）以东修长城，两次调发丁男一百二十万，役死者过半。总计十余年间被征发扰动的农民不下一千万人次，平均每户就役者一人以上，造成“天下死于役”的惨象。
杨广为满足其骄奢淫逸的生活，在各地大修宫殿苑囿、离宫别馆。
其中著名的有显仁宫、江都宫、临江宫、晋阳宫、西苑等。西苑在洛阳之西，周围二百余里，苑内有人工湖，周围十余里，湖内有山，堂殿楼观，布置奇巧，穷极华丽。
隋炀帝常在月夜带宫女数千人骑马游西苑，令宫女在马上演奏《清夜游》曲，弦歌达旦。
炀帝游江都时，率领诸王、百官、后妃、宫女等一、二十万人，船队长达二百余里，所经州县，五百里内都要贡献食物，挥霍浪费的情况十分严重。
大业七年（611年），王薄率领民众在长白山（今山东章丘东北）起义，隋末民变终于爆发。
刘霸道、孙祖安、张金称、窦建德等纷纷率领农民百姓起义，农民起义军力量迅速发展而日益壮大起来。
大业九年（613年），农民起义不仅遍及山东、河北等地，而且发展到全国范围。
在大业九年上半年，平原、灵武、济北、济阴、北海等地均爆发农民起义，[13]迅速高涨起来的农民起义给隋朝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在农民起义的巨浪冲击之下，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裂，这一年六月，杨玄感于黎阳起兵反隋炀帝，杨玄感的起兵，很快失败了。隋炀帝的大军从辽东撤回，向杨玄感展开反攻，杨玄感兵败自杀。
隋朝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击败卢明月、张金称、高士达、刘元进，坑杀农民起义军。
而翟让瓦岗寨、窦建德、杜伏威、林仕弘等农民起义军则屡次击败隋朝大军，发展壮大。
隋炀帝想用血腥屠杀的恐怖政策恐吓人民，反而使更多的人民参加到农民起义军中去，“所在蜂起”，“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
[13]农民起义发展为全国规模。
[1]杨广妄图遏止起义力量发展，下令各地郡县、驿亭、村坞筑城堡，将民众迁往城堡中居住，于近处种田，以图控制。
他不愿正视农民起义蓬勃发展的现实，身边的佞臣也不以实情相告，谎称造反的农民“渐少”。
其中大部分还是我递送的。
宇文化及突然，“呵呵！”大笑了起来……。
大业十二年（612年）七月，杨广从东都去江都。
次年四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逼围东都，并向各郡县发布檄文，历数隋炀帝十大罪状。
杨广在江都却越发荒淫昏乱，命王世充挑选江淮民间美女充实后宫，每日酒色取乐；又引镜自照，预感末日将到，锐意尽失的隋炀帝晚年常引镜自照，对萧后和臣下说：“好头颈，谁当斫之！”
杨广晚年，既没有像陈后主那样做个长城公，也没有把带在身边的毒药派上用场。
大业十四年（618年）三月，杨广见天下大乱，
已心灰意冷，无心回北方，命修治丹阳宫（今南京），准备迁居那里。
从驾的都是关中卫士，他们怀念家乡，纷纷逃归。
这时，虎贲郎将元礼等，与直阁裴虔通共谋，利用卫士们思念家乡的怨恨情绪，推宇文述的儿子宇文化及为首，发动兵变，杨广闻变，仓皇换装，逃入西阁。
被叛军裴虔通、元礼、马文举等逮获，杨广欲饮毒酒自尽，叛军不许，遂命令狐行达将其缢弑，时年五十岁。[15]隋炀帝造成的大乱，是华夏人口锐减到两百余万户。[16]
这个雄心勃勃的帝王，死后连个像样的棺材也没有用上，由萧后和宫人拆床板做了一个小棺材，偷偷地葬在江都宫的流珠堂下。
后陈棱集众缟素，为杨广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恸感行路。唐朝平定江南后，于贞观五年（631年），以帝礼改葬于雷塘（今江苏扬州市北15公里雷塘南平冈上，南距吴公台10里）。[17]
杨广初继位，便决定迁都洛阳。
《隋书·卷三十·志第二十五·地理中》：河南郡旧置洛州。
大业元年移都，改曰豫州。
《元和郡县志》：“隋仁寿四年，迁都”，《隋书·宇文恺传》载曰：“炀帝即位，迁都洛阳”[18]，《隋书·地理志》：“大业元年徙入新都”《旧唐书·地理志一》：隋大业元年，自故洛城西移十八里置新都，今都城是也。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隋纪四】高祖文皇帝下仁寿四年（甲子，公元六零四年）载曰：章仇太翼言于帝曰：“陛下木命，雍州为破木之冲，不可久居。又谶云：‘修治洛阳还晋家。’”帝深以为然。
《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仁寿四年，炀帝诏杨素营东京，大业二年，新都成，遂徙居，今洛阳宫是也。
其宫北据邙山，南直伊阙之口，洛水贯都，有河汉之象，东去故城一十八里。
初，炀帝尝登邙山，观伊阙，顾曰：“此非龙门邪？自古何因不建都於此？”仆射苏威对曰：“自古非不知，以俟陛下。”帝大悦，遂议都焉。
其宫室台殿，皆宇文恺所创也。
恺巧思绝伦，因此制造颇穷奢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这一系列的证据都表明杨广迁都洛阳，但是汉魏洛阳已经不适合作为都城了，于是杨广另选地质，重新营建新都洛阳，《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四年七月，高祖崩，上即皇帝位于仁寿宫。
十一月已末，幸洛阳。癸丑，诏日：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
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没有分职，以为民极也。”
《隋书·帝纪第三·炀帝上》载：“（大业元年）三月丁未，诏尙书令杨素、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营建东京，徙豫州郭下居人以实之。”展开了大规模的营建东都洛阳的工程。
“又是阜涧营显仁宫，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徙天下富商大贾万家于东京。辛亥，发河南诸君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庚申，遣黄门侍郎王弘、上仪同于士澄往江南采木，造龙船、凤帽、黄龙、赤舰、楼船等数万艘。”次年，东京修建完工。
“二年春正月辛酉，东京城，赐监督者各有差。三月庚午，车驾发江都。夏四月庚戌，上自伊阙，陈法驾，备千船万骑，入于东京。”
杨广营建的洛阳城，南对伊阙，北倚邙山，东逾瀍河、洛水纵贯其间，分外郭城、宫城、皇堀、东城、含嘉仓城、园壁城和耀仪堀，规模宏大，布局有序。宫城皇城偏隅郭城西北的独特的布局和整齐的划一里见方的里坊布局建制而在中国都城建设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隋炀帝修建洛阳城，具有统治国家的战略考虑。到五代、北宋时仍在使用，曾是全国经济文化中心。
即位之初其所以决定迁都洛阳，是出于对洛阳在当时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重要性的充分认识，决不是单纯出于荒淫逸乐，更不是什么迷信谶纬。[19]
美籍汉史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感慨：“在隋文帝和隋炀帝的统治下，中国又迎来了第二个辉煌的的帝国时期。大一统的政权在中国重新建立起来，长城重新得到修缮，政府开凿了大运河（这为后来几百年间的繁华提供了可能），建造了宏伟的宫殿，中华帝国终于得以重振雄风。”
修建运河
杨广下令调征河南、淮北诸郡人民百多万人修通济渠，西段自洛阳西苑引谷水、洛水循阳渠故道，东段走汴渠故道入淮水[20]，他还征发淮南民工十多万人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自山阳至杨子入长江，渠宽四十步，两旁皆筑工整平坦的御道，夹种杨柳。从长安到江都，修建离宫四十多座。
接着，他派人到江南造龙舟和杂船数万艘。而后，杨广又下命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21]后统名为隋朝大运河。
隋朝大运河
在杨广以前，如曹操、邓艾、桓温、刘裕，对河淮交通，均常施力，隋炀帝以后，如唐如宋，亦须时常浚汴，始能利用，充其量，隋炀帝不过加工较完满之一员，其过度推崇者，一方面由昧于水利之历史，别方面则根于事经创作便可享成之依赖心理。[22]
杨坚曾于开皇四年（58年）命宇文恺率众开漕渠。自大兴城西北引渭水，略循汉代漕渠故道而东，至潼关入黄河，长150多公里，名广通渠。仁寿四年（60年）改名永通渠。但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大业元年（60年），隋炀帝即位第一年就修阳渠故道、汴渠故道为通济渠，同年修东汉陈登所开的邗沟直道，大业四年（608年），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疏浚汉代屯氏河、大河故渎与曹操所开白沟为永济渠，大业六年（610年）疏浚春秋吴运河、秦丹徒水道、南朝运河为江南河。
[21]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基本完成。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前后用了六年的时间。
隋炀帝先后开凿疏浚了由黄河进入汴水，再由汴水进入淮河的通济渠；还有从淮河进入长江的邗沟；从京口（现代江苏镇江）到达会稽（现代浙江绍兴）的江南河；引沁水向南到达黄河，向北到达涿郡（现代的北京）的永济渠。这些渠南北连通，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大运河。大运河从北方的涿郡到达南方的余杭，南北蜿蜒长达五千多里。
隋朝大运河以会稽、洛阳、涿郡为三点，江南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四段，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连接起来。
南宋时期，随着政治中心南移，通济渠（汴河）、永济渠的漕运地位逐步减弱，再加上每年缺少清淤治理，运河河床逐渐淤塞断流。元、明、清时期，朝廷再修大运河的时候，将河道直接取直，由北京直
隋炀帝画像(9张)
通杭绍，不再绕道洛阳。[23]
大运河的开通，促进了运河两岸城市的发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荣起来。当时运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绝”。
大运河对隋唐时期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维护全国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加强，都起了促进作用。
隋唐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会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纵贯在中国最富饶的东南沿海和华北大平原上，经过浙江、江苏、安徽、河南、山东、河北、北京七个省市，通达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在中国的历史上产生过巨大的作用，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的运河。后世元朝开凿京杭大运河。
京绍大运河的大部分河道不是隋朝大运河的河道。
自清末改漕运为海运，大运河才不再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了。开皇九年（589年），20岁的杨广被拜为行军元帅，统领51万大军南下向陈朝发动进攻，并完成统一。
北周武帝功业方隆，平齐之后，正将饮马江南，乃不半年而殂折。[2]陈叔宝昏庸，又缺乏贤良将相，隋文帝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贺若弼济京口，韩擒虎济采石，令陈军措手不及。[25]隋军一举突破长江天堑。所到之处，所向披靡，对百姓则“秋毫无犯”，对于陈朝库府资财，“一无所取”，杨广博得了人民广泛的赞扬。“天下皆称广以为贤”。
隋朝版图
开皇十年（590年），奉命到江南任扬州总管，并平定了江南高智慧的叛乱。
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巨家大室全部叛变“大者有众数万，小者数千，共相影响。”
杨广学江南方言，娶江南妻子，亲近江南学子，重用其中的学者来整理典籍。
他亲自实地在江南花了十年心血拢络人心，缓和了南方的怨恨和怀疑，在军事占领后推行合理的行政，打破阻碍南人成为忠于隋室臣民的许多政治和文化隔阂。
攻灭吐谷浑
吐谷浑汗国是在青海、河西一带的强国。始祖是辽西鲜卑慕容涉归的庶长子慕容吐谷浑，吐谷
邵峰饰演的杨广
浑与慕容廆不和，率众西迁，最后在青海一带定居。吐谷浑于329年建汗国，典章制度类同晋制，风俗与柔然、突厥相似。
大业四年（608年）隋臣裴矩指使高车袭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清求援军。
杨广乘机出兵，于隔年灭吐谷浑，步萨钵可汗逃亡。
此战开拓疆域数千里，范围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库鲁克塔格山脉，南至昆仑山脉，隋廷设置鄯善、且末、西海、河源四郡，但是，同一年，杨广派伏顺去管理，却不能到达而返回。
随后，吐谷浑返回故地，并进攻隋朝河右，隋朝无力防御。
[26]随着这次征伐，隋朝长安诸县及西北诸郡，都要转输塞外，每岁钜亿万计；经途险远并且遭遇寇盗抄掠，凡是人畜死亡没有到达的人，郡县都会征破其家。因此百姓失业，隋朝西半部先穷困了。[27]
讨占城
杨广于大业元年（605年），令刘方攻占城，随着军队班师后，占城王商菩跋摩遂在比景、海阴、林邑三郡故地复国。此战隋军死者十之四、五，主帅刘方也病死于班师途中。
征讨契丹，大宴突厥
大业元年（605年），隋将韦云起率突厥兵大败契丹，韦云起扬言借道去柳城（今辽宁朝阳南）与高句丽交易，率军入其境，契丹人未加防备。韦云起率军进至距契丹大营50里处，突然发起进攻，大败契丹军，俘虏其男女万余人。大业二年（606年），启民可汗入朝时，杨广招集全国乐人招待他。隔年杨广到榆林，令宇文恺作大帐，邀请启民可汗及契丹、奚、霫族族长参加大宴并看散乐，隋炀帝还赠送大量丝织品。
[28]杨广又命宇文恺临时造出大殿，称“观风行殿”。当地外族以为是神功，每望见御营，十里外就跪伏叩头，走路不敢骑马。
然而隋朝后期突厥崛起，大业十一年（615年），突厥始毕可汗率军将隋炀帝包围在雁门。
[29]隋炀帝造成隋末大乱，突厥崛起空前强大，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属于突厥，隋朝中原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也臣服于突厥，被纳入突厥的势力范围。
突厥达到“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的强盛程度。[30][31]
征讨琉求
杨广于大业三年（607年）和大业四年（608年）两度派朱宽前往流求（疑为今日琉球或台湾），务求“慰抚”该国，但流求不从。
大业六年（610年）又派陈棱、张镇州率兵万人前往攻打流求，击杀其主欢斯渴刺兜，俘男女数千人而去。在隋军征战期间，流求人曾到隋军当中，进行贸易活动。[32]
总之，杨广除向西北开拓疆土外，隋朝大军还向东南进行了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的胜利使大隋王朝东南的领土疆域扩大到印度支那的安南、占婆（今越南地区）、及台湾等地。在海南岛上分置儋耳、珠崖、临振三郡。北边有五原郡（内蒙后套一带）。[11]
三征高句丽
高句丽地跨鸭绿江两岸，位于今中国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和朝鲜北部。辽宁东部、吉林中部古称辽东，很早即入中国版图，后被高句丽占据。
开皇十八年（598年），高句丽又攻隋的辽西。杨坚派大军三十万攻高句丽，后因士卒多病，高句丽亦遣使谢罪，遂罢兵。
《开创盛世》的隋炀帝
杨广即位后，又三次大举进攻高句丽。
大业八年（612年），隋炀帝第一次进攻高句丽。
征调士卒一百一十三万余，陆军集中于涿郡（今北京），水军集中于东莱（今山东莱州）。
另调民夫二百万，以运送衣甲、粮食等。
造海船的民工日夜站在水中，皮肤溃烂，腰以下生蛆，死者甚众。
高句丽坚守各座城池，隋军无法攻下，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战舰绵延数百里，走海路进攻。[33]来护儿选拔精甲四万，到达平壤城外，中埋伏而惨败，士卒逃回的不过数千人。
[3]开战前，杨广下令隋将不得擅自作出任何有关作战决定，必须先向他报告后再听从命令。
这使得隋军在战场上很被动。
隋将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都要先派人驰报远在后方的隋炀帝，这就延误了军情。
高句丽的军队也因此有充足的时间进行重整和反击。
就这样5个月过去了，杨广没拿下辽东城。
[35]三十万五千隋朝陆军渡辽攻高句丽，也遭到惨败，逃回的只有二千七百人，资储器械巨万计，也丢失殆尽。[36]
隋军虽曾攻至平壤附近，最后却大败而还。
大业九年（613年），第二次进攻高句丽。
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起兵叛隋，隋炀帝仓皇撤军。
大业十年（61年），第三次进攻高句丽。
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已成燎原之势而不敢久战，高句丽也疲于战争而遣使请降，杨广就此撤军。
进攻高句丽的战争，先后动用人力数百万，征调财物无数，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场和劳役，由于农村中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活下去，引发了大规模隋末农民起义。
杨在江南任扬州总管时就网罗学者来整理典籍，到他即帝位的近二十年间，共成书一百三十部，一万七千多卷。杨广还组织人编写了《长洲玉镜》四百卷，和
《区宇图志》一千二百卷，这对于保存中国古代的典籍做出了贡献。
赵文瑄饰演的杨广
杨广使隋时的中国已经具备了总括全国各地方的总结性地方志。
隋炀帝诏命天下诸郡绘制各地风俗物产地图，编撰《诸郡物产土俗记》131卷、《区宇图志》129卷、《诸州图经集》100卷。
杨广下令编撰的上述地方志书，规模宏大，既是承前启后的总结性著作，也是编撰全国性方志图经的开端，影响深远。“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
裴矩在奉敕去张掖，管理西域商人交市时，搜集了有关西域的山川、风俗等资料，撰成《西域图记》，书中有地图，有记述，还有穿着民族服装的各族人的彩绘图，是地理学名著。“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
杨广不仅兴办学校，还访求遗散的图书，并加以保护。
《封氏闻见记》记载：“炀帝限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于东都观文殿东西廊屋，列以贮之。”
隋时的藏书量是中国历代最多的，大兴城和洛阳建有大藏书殿，而最终的成果则是规模宏大的秘书省，在洛阳藏有珍本，藏书总数达37万余卷。
为了让两京的宫、省、官府使用，杨广下令建造藏有节录本的观文殿。
隋朝藏书最多时有37万卷，77，000多类的图书。
可大部份图书毁于战火，唐玄宗时藏书最多时8万卷，唐学者自着28，67卷，唐以前图书只还剩28，69卷。[37－38]
尊崇儒教
杨广崇敬儒教与孔子，于大业五年（509年）下诏曰：“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颓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在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
开创科举
科举，萌发于南北朝，真正成型于唐朝。
杨广即位第一年，就在诏书中写道：“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
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说：“炀帝即位，复兴教诱。”
杨广恢复了被杨坚废除了的国子监、太学以及州县学。
“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
奉命视察各州的专使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发现有模范行为、文才出众和学有专长的人，经过考察，再把他们送往京师。
“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
《隋书》《北史》记载，远近儒生纷纷前来，并被组织起来互相辩论学术问题。
一名高级官员给他们排列名次，上报隋帝。
因此许多寒士得以重振门庭；典籍研究盛极一时，南北的传统兼容并包。
古代的典籍都被注疏。
随着士族门阀的衰落和庶族地主的兴起，魏晋以来选官注重门第的九品中正制已无法继续下去。
隋文帝即位以后，废除九品中正制。
大业二年（506年），杨广增设进士科。
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
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有一定区别。[39]
杨广始建进士科，典定科举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的大事。
那时的进士科以考政论文章为主，选择“文才秀美”的人才。
《通典》说杨广优先考虑的是个人的品质而不是文才。
炀帝时还增加了科举录取人数。
至607年，考试科目已经有了十科。
这标志着科举制度的产生。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诏令：“文武有职事者，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臀力骠壮十科举人。”
大业五年（509年），杨广又下诏：“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臀力骠壮，超群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
但对于隋朝是否开创进士科，是否开创科举，历来有争议，薛登、杨绾、杜佑、刘肃等那一再明确说“炀帝始建进士科”，陈直根据1902年洛阳出土《隋北地太守陈思道墓志》，认为进士科始于大业元年。[0]
俞大纲、唐长孺、何忠礼、金铮等学者认为唐朝开创了科举。[1][2]
何忠礼认为隋代实行的仍是察举制，进士科也起源于唐。[3]
俞大纲对隋置进士科一条颇有疑义，他说：“若谓察举对策之法，已为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上溯两汉为权舆，若谓朝廷，开科待人，士子投牒自试，始可谓完形之考试制度，则当以唐为始，不可谓肇基于隋，确定于唐矣。”
提出士人“投牒自试”是科举制度起源的主要标志这一极有价值的见解。
唐长孺提出了与俞大纲相似的看法，他认为唐代科举制度的重要特点在于是否“准许怀牒自试”，而南北朝后期，已出现士人“怀牒自试”的个例，反映了当时科举制度正在萌芽之中。[1][3]
何忠礼提出，考察整个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基本上可以概括出这样三个特点：“第一，士子应举，原则上允许‘投牒自进’，不必非得由公卿大臣或州郡长官特别推荐。
这一点应是科举制最主要的特点，也是与察举制最根本的区别，第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换言之，举人及第或黜落必须通过严格的考校才能决定，第三，以进士科为主要取士科目，士人定期赴试。”
并通过多方面的论证，认为上述特点中的“投牒自进”和考试黜落法虽然在南北朝后期已露出了端倪，但正式出现却在唐代，隋代尽管废除了九品中正制，实行的仍然是察举制。[3]
科举制度的创建，重才学品质而不重门第，削弱了门阀大族世袭的特权。
“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
“魏、周官不得为荫。”
这种“任人唯贤”的改革，为选拔下层优秀知识分子提供了极好的机会。
科举制扩大了官吏的来源，为大批门第不高的庶族地主知识分子参政提供了机会，“大者登台阁，小者任郡县”；科举制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科举取士把选拔人才和任命官吏的权力，从地方豪门世族手里集中到中央政府手里，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
因此，这一制度为历朝沿用，影响深远。
大业律
大业三年（507年），杨广颁《大业律》。
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改官制，设五省、三台、五监、十六府等。
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大业律》，没有再修订，《唐律》就是依照着《开皇律》与《大业律》修订的。
外交
杨广在对外交往上，主张众国臣服的朝贡体制。
各藩属国奉隋朝为宗主国，定期朝贡，各国和平相处。
如果有国家不愿意臣服，必要时隋朝会采取战争的手段威服之。
如果有国家侵犯另一国，隋朝为了维护朝贡体制会帮助弱国击败强国。
如果各国臣服隋朝，隋朝也给予优惠回馈。
在这样外交理念下出现万邦来朝的恢弘局面，然而杨广过度夸耀，浪费不少人力与物力。
[]隋朝后期，突厥空前强大，周边各国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都臣属于突厥。[30][31]
西域各国
大业五年（609年），杨广亲率大军从京都长安（今西安）浩浩荡荡的出发到甘肃陇西，西上青海横穿祁连山，经大斗拔谷北上，到达河西走廊的张掖郡。
这次出行绝不是游山玩水，个人玩乐的。
在返回途径大斗谷时，遭遇到暴风雪的袭击，文武官员遭受饥馁、湿冷，士兵冻死太半（三分之二），马驴损失十分之八九，随行的后宫妃、主狼狈相失。九月，杨广的车驾进入西京长安。
[5]杨广这次西巡历时半年之久，远涉到了青海和河西走廊。
其意义重大。
在封建时代，中国皇帝抵达到西北这么远的地方，只有杨广一人。
杨广西巡过程中置西海、河源、鄯善、且末四郡，但很快就失去控制。[26]
杨广到达张掖之后，高昌王麹伯雅与伊吾吐屯设等西域二十七国君主与大臣纷纷前来开宴会，呈现隋朝文物，奏乐九部音乐，十分盛大。
[6－7]为了展现隋朝的富饶，大业六年（610年）元宵节时，杨广于东都为西域人演奏百戏，夜间灯火照耀同白昼，月底而终。
杨广为夸耀国家富强，每年正月当少数民族和外国首领、商人聚集洛阳时，命人在洛阳端门外大街上盛陈百戏散乐，戏场绵亘八里，动用歌伎近三万人，乐声传数十里外。西域商人要到市上交易，杨广就下令盛饰市容，装璜店肆，房檐一律，珍货充积，连卖菜的都要垫以龙须席。
当这些商人从酒店饭馆前经过时，都要请他们就坐用餐。
并说：“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值）。”
还将市上树木缠以丝织品做装饰。
有些胡商说：“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11]
杨广此次西巡开拓疆土、安定西疆、大呈武威、威震各国、开展贸易、扬中国威、畅通丝路。
乃一代有作为的国君所为。
唐太宗也感慨的说：“大业之初，隋主入突厥界，兵马之强，自古已来不过一两代耳。”
大业六年（610年），隋王朝又置伊吾（哈密）郡共五郡。
在这以前，隋朝基本上是在张掖和西域商人进行贸易的，隋朝由黄门侍郎裴矩负责具体事务。
隋炀帝主要是用金钱来引诱西域的商人来朝贸易，还命令西域商人所经过的地方郡县要殷勤招待，这根本不是平等的贸易，而是借贸易之名炫耀自己的文治武功。
但杨广为了开发经营西域，还是派兵做了一些统一工作。
如打败了西突厥的处罗可汗，扫除一大障碍。
击败吐谷浑，将其领地建成四郡，派遣官员治理，保证了和西域的畅通。
新罗
新罗于开皇十四年（59年）遣使入隋，隋封其王真平为“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8]到大业年间亦常遣使入隋。[9]
倭国
倭国（即日本，时为飞鸟时代）曾多次派使臣来华通好，开皇二十年（600年）就带沙门（即僧侣）数十人来隋朝学佛法。
大业三年（607年），大和推古天皇派遣隋使小野妹子向杨广递交国书，自称“日出天子”，称隋炀帝为“日没天子”，引得杨广勃然大怒。
[50]次年小野妹子再次使隋，国书改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以缓和双方关系。
杨广在大业四年（608年）也派裴世清回访日。
赤土国
杨广派常骏、王君政等出使赤土国（今马来半岛克拉地峡一带）。
大业四年（608年），常骏等带着丝织物五千段送给赤土国国王瞿昙利富多塞。
他从南海郡（广东广州市）出航到赤土国。国王也遣儿子那邪迦随常骏等来中国，杨广赐那邪迦官位和物品。[51]
宗教
佛教
杨广笃好佛教，他先为晋王时，曾迎请名僧智顗为授菩萨戒，并尊称智顗为智者。
即位后，他在大业元年（605年
）为隋文帝造西禅定寺，又在高阳造隆圣寺，在并州造弘善寺，在扬州造慧日道场，在长安造清禅、日严、香台等寺，又舍九宫为九寺，并在泰陵、庄陵二处造寺。
又曾在洛阳设无遮大会，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并曾令天下州郡行道千日，总度千僧，亲制愿文，自称菩萨戒弟子。
传称他一代所度僧尼共一万六千二百人。又铸刻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治旧像十万零一千躯，装补的故经及缮写的新经，共六百十二藏。炀帝还在洛阳的上林园内创设翻经馆，罗致译人，四事供给，继续开展译经事业。[52]
道教
杨广对于道教并无坚定而深刻的信仰（这与他崇信佛教不同），他关注道教，一是他欲借助于道教为其政权效力，他想方设法拉拢延揽高道，给予其较高的政治地位，又调解缓和道佛关系，使道教不至于在政治上特别地感到压抑，然而他对道教的利用最终是失败的，道教中人积极参加了隋末改朝换代的政治活动，为其政权的崩溃作了大量的舆论宣传。
二是大业中期，所谓天下承平日久之时，为他崇重道术的高峰期，他借助于道教方术填补荒唐无耻的私生活，把道士作为宫廷的点缀品，任用道士作斋醮科仪为其祈福。
但对于道教文化事业的建设特别是道经的搜集整理，他还是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53]
3轶事典故编辑
楼台牡丹
杨广好奇花异石，曾三下江南搜寻。
并派人将各地收集到的牡丹种植在西苑中。
后携众嫔妃、太监、宫去西苑游玩，登上玉凤楼，看到牡丹盛开，大家十分开心。
但有一妃喟然叹曰：“牡丹为花中之王，颜色虽好，可惜楼高，只能俯瞰，看不清楚，辜负了这国色天香！”杨广听了，即命花师来见他命令花师栽12棵高株牡丹，要和楼台一般齐，每株着花至少3色，违命者斩。
众花师吓坏了，连连叩头求饶，杨广遂命全国各地花师来洛，群策群力攻克难关。
各地花师闻讯，都推举当地技艺最高者前来洛阳。
其中有个花师家住山东曹州，擅长牡丹栽培。
他分析牡丹的生长规律、习性与特点，想到牡丹是可以嫁接的，就和其他花师一起搞试验，选择杏树、桃树、梨树、桑树、槐树等树种嫁接，但都失败了。
最后，他们把牡丹嫁接在高高的香椿树上，结果成功了。
牡丹昂然怒放，高过了楼台，杨广看得清楚，不禁龙颜大悦，称其为“楼台牡丹”。
杨广论功行赏，要奖励花师，不料一个宦官贪功，硬说这“楼台牡丹”是他领头搞出来的，杨广不明就里，赏给这个宦官许多黄金和绸缎。山东花师气愤极了，回家后发誓不再干这一行，培育楼台牡丹之技术失传，楼台牡丹随之绝迹。[5]
龙舟选美
杨广下江南时，在龙舟选有1000名美女，让她们穿上白衣，在船前拉纤。
杨广下江南[55]
杨广在船上观赏时，看上了“殿脚女”吴绛仙，当即纳为嫔妃。
杨广曾靠着门帘，对身边大臣说：“古人言秀色若可餐，如绛仙，真可疗饥矣！”
[56]杨广是隋唐两代代表性的诗人之一。
他的诗风广阔，既有千军万马出征时的雄伟，又能描写夕阳下长江宁静的江景；在他帝王生涯的最后，彷佛意识到自己帝王运尽，诗风转变为寂寥多感，主以抒情诗为主。
杨广少好学，喜欢诗文。其文初学庾信。
为晋王时，召引陈朝旧官、才学之士柳鈇、虞世南等100余人，“以师友处之”，于是爱好梁陈宫体。
由于他曾亲历塞上，远征辽东，故诗中描写的自然景物和戎马生活，也有其实践基础。
他的诗歌融合了帝王的豪雄气概与诗人的细腻情怀，融合了北方诗人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人的清绮纤丽，从而具有了帝王霸气和文士秀气的双重特点。
尽管他的诗歌有的比较粗糙，有的还有宫体轻艳之嫌，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风貌，展现了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抱负。
他在推动诗歌格律化，开拓诗歌新气，,融合南北诗风方面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诗及其诗风对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肃肃秋风起，悠悠行万里。……。”
这是杨广在西巡时所做的《饮马长城窟行》，成为千古名篇。
“通首气体强大，颇有魏武之风。”后代文人对他诗篇的评价极高。
“混一南北，炀帝之才，实高群下。
他虽是北人，所作却可雄视南士。
薛、卢之辈，自然更不易与他逐北。
像他的《悲秋》，又像他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置之梁祖、简文诸集中而不能辨的。
又有‘寒鸦飞数点，流水绕孤村’的数语，曾为秦观取入词中，成为绝妙好词。”
王夫之评杨广《泛龙舟》曰：“神采天成，此雷塘骨少年犹有英气。”
杨广《江都宫乐歌》形式上已经十分接近七律，可谓七律之祖。
杨广的诗歌地位不可小视，他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能在百年陈梁诗音靡靡之中，恢复汉民族的诗歌的风骨与精神实属难得。
可以说他开创了“盛唐之音”的辉煌大气的阳刚之美，“济苍生”“安社稷”一直是盛唐诗歌的重要精神他可谓唐诗之祖。
《隋书·经籍志》著录《炀帝集》55卷，《全隋诗》录存其诗0多首。
事迹见《隋书》本纪。
杨广诗文在中国文学、诗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亡国之君，多被毁誉。
他“好学，善属文”，并写得一手好诗。
其中较有名的有《春江花月夜》二首。
杨广开汴渠时曾作《水调歌》，流传千古。
凡读过诗文的人，几乎都知晓唐代张若虚写有名篇《春江花月夜》，但少有人知道杨广在张若虚之前早就写有《春江花月夜》。
这诗题原为陈后主所创，但原词早已失传。
杨广曾以此题作曲。
据文献记载，他在宫中制作了许多新声乐府，“辞极淫绮”，“哀音断绝”。
但他自己的创作并非像某些文献所载“词无”，而是“并存雅体，归于典制”（《隋书·文学传序》）。
其中许多颇有些刚健的佳句，多数诗作都很讲究对仗和声韵和谐。
并不浓艳，而是雅味正声。且看他的《春江花月夜》其一：
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
《春江花月夜》
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
四句两联，特有贯珠之妙。这是本题现存最早的两首之一。
其后才有唐朝张若虚的同题诗《春江花月夜》。
但张若虚是拟题作诗，已非原有曲调。
如果把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相比，可清楚地看出其描写春江花月夜景是受到本篇启示的。
从杨广的《春江花月夜》，可以看出其诗歌风格是丽而不艳，柔而不淫，有正言之风，雅语之气。从他的现存另一首《夏日临江》亦可看出此风。
夏潭荫修竹，高岸坐长枫。
日落沧江静，云散远山空。
鹭飞林外白，莲开水上红。
逍遥有余兴，怅望情不终。
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隋炀帝集》中云：“陈隋文哀，帝王有作，与众同波”。
南朝至隋，帝王诗中不作王霸之语，而与民间诗人同一风格，确是一种良好的风气。
杨广诗风功不可没。
《隋书》：“炀帝爰在弱龄，早有令闻，南平吴会，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独著声绩。
于是矫情饰貌，肆厥奸回，故得献后钟心，文皇革虑，天方肇乱，遂登储两，践峻极之崇基，承丕显之休命。
地广三代，威振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
赤仄之泉，流溢于都内，红腐之粟，委积于塞下。
负其富强之资，思逞无厌之欲，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
恃才矜己，傲狠明德，内怀险躁，外示凝简，盛冠服以饰其奸，除谏官以掩其过。
淫荒无度，法令滋章，教绝四维，刑参五虐，锄诛骨肉，屠剿忠良，受赏者莫见其功，为戮者不知其罪。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频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征税百端，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乃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甲兵威武以董之，自是海内骚然，无聊生矣。
俄而玄感肇黎阳之乱，匈奴有雁门之围，天子方弃中土，远之扬越。
奸宄乘衅，强弱相陵，关梁闭而不通，皇舆往而不反。
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流离道路，转死沟壑，十八九焉。
于是相聚萑蒲，胃毛而起，大则跨州连郡，称帝称王，小则千百为群，攻城剽邑，流血成川泽，死人如乱麻，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茫茫九土，并为麋鹿之场，忄弃忄弃黔黎，俱充蛇豕之饵。
四方万里，简书相续，犹谓鼠窃狗盗，不足为虞，上下相蒙，莫肯念乱，振蜉蝣之羽，穷长夜之乐。
土崩鱼烂，贯盈恶稔，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
终然不悟，同彼望夷，遂以万乘之尊，死于一夫之手。亿兆靡感恩之士，九牧无勤王之师。
子弟同就诛夷，骸骨弃而莫掩，社稷颠陨，本枝殄绝，自肇有书契以迄于兹，宇宙崩离，生灵涂炭，丧身灭国，未有若斯之甚也。
《书》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传》曰：‘吉凶由人，祆不妄作。’
又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观隋室之存亡，斯言信而有征矣！”[61]
《北史》：“初，上自以蕃王，次不当立，每矫情饰行，以钓虚名，阴有夺宗之计。
时高祖雅重文献皇后，而性忌妾媵；皇太子勇内多嬖幸，以此失爱。
帝有子皆不育之，示无私宠，取媚于后。
大臣用事者，倾心与交。
中使至第，无贵贱，皆曲承颜色，申以厚礼。
婢仆往来者，无不称其仁孝。
又常私入宫掖，密谋于文献后。
杨素等因机构扇，遂成废立。
自高祖大渐暨谅闇之中，蒸淫无度。
山陵始就，即事巡游。
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
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
乃盛理宫室，穷极侈靡。
召募行人，分使绝域。
诸蕃至者，厚加礼赐；有不恭命，以兵击之。盛兴屯田于玉门、柳城之外。
课天下富室分道市武马，疋直十余万。
富强坐是而冻馁者，十家而九。
性多诡谲。
所幸之处，不欲人知；每幸之所，辄数道置顿。
四海珍羞殊味，水陆必备焉。
求市者无远不至。
郡县官人，竞为献食；丰厚者进擢，疏俭者获罪。
奸吏侵渔，内外虚竭；头会箕敛，人不聊生。
于时，军国多务，日不暇给。
帝方骄怠，恶闻政事；冤屈不理，奏请罕决。又猜忌臣下，无所专任。
朝臣有不合意者，必构其罪而族灭之。
高颎、贺若弼先皇心膂，参谋帷幄；张衡、李金才籓邸惟旧，绩著经纶。
恶其直道，忌其正义；求其无形之罪，加以丹颈之戮。
其余事君尽礼，謇謇匪躬；无辜无罪，横受夷戮者，不可胜纪。
政刑弛紊，贿货公行，莫敢有言，道路以目。
六军不息，百役繁兴；行者不归，居者失业；人饥相食，邑落为墟，上弗之恤也。
东西行幸，靡有定居；每以供费不给，逆收数年之赋。
所至，唯与后宫流连耽湎，惟日不足。
招迎姥媪，朝夕共肆丑言。
又引少年，令与宫人秽乱。
不轨不逊，以为娱乐。
区宇之内，盗贼蜂起；劫掠从官，屠陷城邑。
近臣互相掩蔽，皆隐贼数，不以实对。
或有言贼多者，辄大被诘责。
各求苟免，上下相蒙。
每出师徒，败亡相继。
战士尽力，不加赏赐；百姓无辜，咸受屠戮。
蒸庶积怨，天下土崩；至于就禽，而犹未之寤也。”[62]
历代评价
杨侗：“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
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
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芼，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
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
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
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
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跸，按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
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
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63]
李密：”磬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6]
李世民：“隋炀帝承文帝余业，海内殷阜，若能常处关中，岂有倾败？遂不顾百姓，行幸无期，径往江都，不纳董纯、崔象等谏诤，身戮国灭，为天下笑。”
[65]“隋炀帝纂祚之初，天下强盛，弃德穷兵，以取颠覆。
颉利近者足为疆大，意既盈满，祸乱斯及，丧其大业，为臣於朕。
叶护可汗亦大强盛，自恃富贵，通使求婚，失道怙乱，奄至破灭。”[66]
朱敬则：“彼炀帝者，聪明多智，广学博闻，岂不知蛟龙失悖渔父足得为害？鲸鲵出水，蝼蚁可以为灾？忽乃弃崤函之奥区，违河洛之重阻。言贼者获罪，敢谏者受刑，岂不是色醉其心，天夺其鉴？窜吴夷以避其地，虚宫阙以候圣人，盖为大唐之驱除也。”[67]
皮日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68]
周昙：“拒谏劳兵作祸基，穷奢极武向戎夷。兆人疲弊不堪命，天下嗷嗷新主资。”[55]
赵恒：“隋炀帝初平陈，斩五佞人以谢三吴，当时天下称贤。及其无道，乃过后主，深可叹也。”[69]
安尧臣：“隋炀帝负其富彊之资，志逞无厌之欲，烦出朔方，三驾辽左，旌旗万里，赋敛百端，四海骚然，土崩鱼烂，丧身灭国。”[70]
朱元璋：“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71]
哈赤：“从来国家之败亡也，非财用不足也，皆骄纵所致耳。若夏桀、商纣、秦始皇、隋炀帝、金完颜亮，咸贪财好色，沉湎于酒，昼夜宴乐，不修国政，遂致身死国亡。”[72]
王夫之：“隋之得天下也逆，而杨广之逆弥甚。”[73]
《剑桥中国隋唐史》：“对这个历史上称为隋炀帝的人的性格刻划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一些模糊的感觉外，人们不能期望在集中把他说成是古典‘末代昏君’的大量被窜改的历史和传奇后面，对此人的实际情况有更多的了解。
历史文献把文帝的谨慎节俭与炀帝的放荡挥霍进行对比，但从下面建设东都和完成运河体系这一节可以看出，这种鲜明的对比过分夸大了。
民间文学把炀帝描绘成荒淫无度的人——以各种异想天开的方式沉迷于女色。
但人们会发现，即使怀有敌意的修史者也不能掩盖这一事实，即他的正妻，一个聪慧和有教养的妇女，从未遭到他的冷落而被宫内其他宠妃代替，她始终被尊重，而且显然受到宠爱。
隋炀帝毕竟是一位美好事物的鉴赏家、一位有成就的诗人和独具风格的散文家，他可能有点像政治美学家，这种人的特点可用以下的语言来表达：的确，自欺欺人也许是一个规律，因为带有强烈的艺术成分的政治个性具有一种炫耀性的想象力，它能使其个人的历史具有戏剧性，并使一切现实服从野心勃勃的计划。”[7]
“儒家修史者对炀帝道义上的评价的确是苛刻的，因为他们把他描写成令人生畏的典型的‘末代昏君’。
在民间传说、戏剧和故事中，他的形象被作者和观众的随心所欲的狂想大大地歪曲了－－人民生活在一个无节制地使用权力、有豪华宫殿和享有无限声色之乐的世界中，只能产生这种感情上的共鸣。
在中国的帝王中，他绝不是最坏的，从他当时的背景看，他并不比其他皇帝更加暴虐。
他很有才能，很适合巩固他父亲开创的伟业，而他在开始执政时也确有此雄心。”[75－76]
郑振铎：“杨广虽不是一个很高明的政治家，却是一位绝好的诗人。”
胡戟：“在中国从门阀贵族政治向科举官僚政治转化，从门阀社会向门阀后社会转化的历史关头，宇文泰、宇文邕、杨坚、杨广、李世民、武则天六人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中，在政治改革中走得最远的是隋炀帝和武则天。可后面这两位在历史上却是脏水被泼得最多的。”[77]
蒙曼：“隋炀帝是大暴君，只是，暴君不是昏君，隋炀帝虽然无德，但是有功。
只是他的功业，没有和百姓的幸福感统一起来，所以才会有“巍焕无非民怨结，辉煌都是血模糊”的说法。
换言之，他没有处理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关系，反而成了罪在当代、利在千秋，这才是隋炀帝最大的问题。”[75]宇文化及的野心之路，自此而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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