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叔牙不紧不慢地说：“主公要做一个圣明的国君，所用之人也与众不同。管仲是天下奇才，有富民强国、称霸天下的能力，非是一般的上卿，应该称作相国。处于主公一人之下，百官及万民之上，是国家的二把手，主公意志的落实与实现者，非同一般。非常之人，非常之任，应该施以非常之礼。主公对于管仲，应该充分信任，给予厚禄，尊若父兄，以隆重的礼节相见，选定吉日，亲自到郊外迎接，隆重拜为相国。这样显示出主公对管仲的重视，也使管仲对主公感恩，使百官和百姓敬重管仲，便于管仲施政；显示出主公宽广的胸怀，尊贤礼士，不计私仇，唯才是用，厚礼相待的高风亮节，百姓对主公会交口称赞，赢得国人的忠心归附。这样做，将会使四海的贤能之人汇聚拢过来，为主公所有，为主公效力，何愁霸业不成？”
齐桓公乐了：“好，就按你的意见办！”
齐桓公命太卜卜定吉日，斋戒沐浴，礼服盛装，坐上最高档的驷马大车，去郊外迎接管仲。
管仲也沐浴更衣，斋戒三日，换上上大夫礼服。
齐桓公率领百官来到郊外，亲自去请管仲，施以父兄之礼，及其隆重。他把管仲请上自己的大车，然后自己才上车，和管仲并排相坐，大车驶入城里。一路上百姓在道路两旁围观，形成了人墙，那才叫人山人海，相当地壮观。
管仲入朝，恭恭敬敬地跪地向齐桓公叩头谢罪。齐桓公连忙离座，亲手把管仲扶起，给管仲赐坐。百官进宫和国君议事都是站立的，桓公给管仲安排座位，抬高了管仲的地位。管仲非常感动，对齐桓公说：“臣本是被俘罪该刮杀之人，承蒙主公免去死罪，已经是万幸了，哪敢承受过格的礼遇。”坚持不坐。
桓公说：“寡人有事请教先生，先生必须做下，然后才敢提出问题。”
管仲再拜施礼方才坐下。
看到管仲坐稳，齐桓公开始提出一个个问题。桓公说：“齐国是一个千乘（兵车）之国，在黄河流域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诸侯国。当年釐公威震诸侯，号称小霸。自先君襄公喜好女色游猎荒废国政，遗丑遗笑败坏了齐国形象。寡人要整治朝纲，清洁宗庙，富民强国，重振齐国雄风，应该先抓什么？”
管仲回答：“礼义廉耻是立国的四项基本准则，整治朝纲，清洁宗庙，教化百姓，纯化民风，都必须张扬并施行这四项基本准则，观念同一，民心拢聚，政令畅通，国力才能强大。自文王、武王以来，规范民心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树立良好形象做榜样使民众记住并模仿；制定模式样式数量标准，比较衡量检验，坚持始终；用赏赐引导，用刑罚纠正，形成秩序，使民众有所遵循而形成统一的民风。”
桓公问：“应该怎样办理？”
管仲回答：“过去圣王治理天下，根据国家情况确定居民区，使民众住所稳定，生产生活有成就，过世能够入土安葬。一切都形成定规，使民众知道怎么去做，慎重使用权力干预。”
桓公问：“如何使民有成就？”
管仲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相习发展。不要让四民杂居，杂居没有共同语言，容易发生变故。”
桓公问：“士农工商如何布局？”
管仲说：“过去圣王对待士（有学问的人），让他们悠闲一些，对待工匠让他们在官府附近，对于商人让他们积聚在市井，让农民接近田野。各种行业相对集中，形成各种的文化圈，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语言，互相交流、比照、模仿，交互提高。子女从小受到熏陶，自然具备行业素质。
比如士喜欢聚会聚晏闲谈，有共同语言的凑到一起，父辈之间谈论真理道义，子女之间谈论孝道，从政的谈论尊敬领导和君臣之道，幼小的谈论友爱恭敬，不见异思迁。从小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父兄之教潜移默化，不上学也能获得许多知识。这样士的子女代代都是士。
把工匠集中到一起，生产之中互相探讨技术，攀比质量。子弟从小接触技艺，模仿学习，互相传承。这样工匠的子女代代是工匠。
把商贾集中在一起做买卖，联合互助，互通有无，积累经验，买卖越做越精。他们的子女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从小模仿大人，不用专门学习也精通生意之道。这样，商贾的子女代代是商贾。
让农民集中定居，掌握季节农时，制作使用农具，从事各种农活，积累经验，提高农艺，熟练操作，动作灵活。子女从小模仿学习，不教也会。这样，农民的儿子代代是农民。农民的子女有能够成为士的，也可以出息。”
桓公说：“这样做行业集中，互相模仿，士农工商自然发展，管理从那里入手呢？”
“从爱民入手。”管仲说，“公侯将相大夫士族管好自己的家庭，平民实行家族管理，互相连带，涉及到物质利益和生存，增强亲情，互相制约以感情连接，民众互相亲近。有旧罪的给予赦免，恢复原有的宗族，无子女的允许过籍继承人，人口自然繁殖，使劳力兵丁充足；减轻刑罚，降低税赋，使百姓富足；让德才兼备的贤士兴办教育，使国民懂得礼义；政令稳定不变，取信于民，使民心稳定。这就是爱民之道。”
“好，这样爱民，百姓安居，国内稳定发展。但是兵源不足怎么办？”桓公问。
管仲说：“兵贵于精。兵强在于精神，在于军心。如果主公扩增兵马，天下各诸侯国都会跟着扩军备战，我们不一定胜算。主公真的想增强军事力量，应该不求名义而求实际。臣的意见是用行政区划编制代替军事编制，藏兵于民，民就是兵。”
桓公很感兴趣：“具体怎么办？说给我听听。”
管仲说：“改革行政区划体制，全国划分二十一个乡，其中工商业六个乡，士人十五个乡。工商业的乡发展经济增多财富，向国家提供钱财；士人管理的农业乡负责兵马。”
（再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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